【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第4期，陈兼：从历史看中美关系的前景与挑战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北大国发院博士论坛】第4期，陈兼：从历史看中美关系的前景与挑战 

 

 

美国乃当今世界综合实力第一的大国，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几百年来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未来两个大国之间将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未来世界将是“一元多极共治”还是“多元协同共治”？ 未来中国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又是什么呢？

2015年5月4日，应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的邀请，享誉世界的国际关系学家和历史学家陈兼教授作客北大国发院朗润园，在“国发院博士论坛”第4期暨“朗润?中信书院”第12期活动中做了题为“从历史看中美关系的前景与挑战”的演讲，从历史的深度出发，探讨中美关系的前景与挑战，指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走向以及未来世界格局的演变趋向。

陈兼教授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国际关系学家和历史学家，尤其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独擅胜场。现任美国纽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研究讲座教授。并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美国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全球研究学者（global fellow）；曾任弗吉尼亚大学中美关系研究讲座教授（2000-2005）、香港大学杰出访问研究教授（2009-2013）、伦敦经济学院历史及国际事务讲座教授(2008-2009)。代表性英文著作包括: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与亚洲冷战的新文献》）; the china’s challenge of 21st –century（《21世纪的中国挑战》）;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等。陈兼教授还是《剑桥冷战史（中国卷）》的作者，现正在完成的专著是：zhou enlai: the man and his times （《周恩来大传》，哈佛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今日的中美关系：有挑战而无危机

 

陈教授指出，目前美国仍然是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着自己的政策和行为规范，但总体而言仍然是遵照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制定的一套行为准则和规范形式行事，是体制内的国家，这是中国加入世贸后的现实。同时，中国崛起对现存的国际秩序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必须与时俱进，如果做到，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会保持强大，但其‘世界一哥’的地位则会动摇。

 

根据陈兼教授的判断，今日的中美关系面临并即将面临各种挑战，但是不存在危机，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果中美两国各自不犯大错误，就不会出现危机。这一观点来自陈教授对中美关系历史深刻而富有洞察力的判断。在陈教授看来，今日的中美关系，同历史上任何时期出现的的“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均有差异：不同于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不同于二战时期的日美关系，更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对于中美关系的大局和未来，人们完全可以抱有信心。

 

中美关系的历史源远流长:

从“（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即1784乾隆年间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是中美关系历史的第一阶段。当“（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时，中国还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清代的中国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中国与世界的联结。在国际学术界，把漫长的18世纪当成中国近代历史开端的渐进的过程。在任何一个时期，中国的大发展都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关，在漫长的18世纪就是个例子。从明万历年间到清代，中国人口的数量从2亿增长到4亿，150年间人口翻了两番，经济更是蒸蒸日上，城镇化无人可比。而此时正处独立立国时期的美国，则表现出自身发展极为特殊的地方：美国的立国史中包含有一种“从旧世界来到新世界”的想象与愿望——旧的世界太肮脏卑鄙，正是创造新的世界的愿景塑造了美国人“三（山）巅之城”的意识。在这之中，美国人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皇后号”正为美国提供了对中国市场的丰富想象，以及对中国的博大精深与繁荣昌盛的深深赞叹。

美国没有迅速的打开中国市场，一直到中国本身在鸦片战争战败之后，中国的大门开始被西方的炮舰外交打开的时候，美国人才进来，这开始了中美关系的第二阶段。

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是在中国付出最小，得到利益最大的国家，但同时美国又是在中国没有势力范围的西方帝国主义大国。在这期间美国与中国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望厦条约》，但同时也签订了一个平等条约，这就是《蒲安臣条约》。在这一阶段中美关系也经历了华工问题、宗教问题、排华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一时期正好是大清国每况愈下，而美国蒸蒸日上的时候。到十九世纪的最后30年，美国应该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了，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可以说是美国进入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尽管美国是世界大国，美国是以大西洋和欧洲文明为重心的，但是美国进入世界是从太平洋开始着手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是关于美国对新世纪政治设想的宣言。门户开放政策的核心有两个，一是不能有任何一个国家独占中国的市场。二是要求各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这个政策我们平心而论，它对当时的中国是有利的。当然对美国更有利，因为它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了，如果市场开放的话，美国自然而然会占据上风。所以有人称之为“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同为协约国成员。在凡尔赛会议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十四点计划》对中国是有利的，美国在华盛顿和会上也确实想说服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利益。但《十四点计划》太超出了，美国真正具有推行十四点计划的能力是在二战及其以后。中国在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激起了国民革命的到来，而美国恰恰是一个对革命没有同情心（独立战争不等于政治革命），甚至对革命极为反感的国家，不难发现，事实上，美国与所有20世纪的革命国家都格格不入。而且中国是弱国、是穷国，美国绝对不是一个看得起弱国和穷国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是中国整个对外关系转折的极为关键的时期。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转变非常明显。二战期间，希特勒德国崛起；美国遭遇了历史上的“大危机”，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大西洋第一，而亚洲、太平洋第二。但是在太平洋，日本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美国为了保证欧洲的重点，亚洲就需要依靠中国。罗斯福总统跟国民说，你们想，如果没有中国人在打日本，挡住日本的侵略话，那日本人会不会会打到加利福尼亚？罗斯福总统还主张中国应该成为四大国之一。美国当时有一个纪录片《中国战场》，里面对中国的赞颂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同时他们对日本人的称呼就是我们说的小日本、日本鬼子的意思。

20世纪给中国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在于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站对了队。这很重要。中国因此自然而然的不可否认的，不可逆转的，世世代代都成为这一套国际规则和规范的内在成员。而在这一点上，日本不是。不要他今天反复的讲多少，民主，他是民主国家，他和平宪法，只要他在关于二站的历史上面，没有深入到最根本的层面，对于构成战后后帝国主义时代，后殖民主义时代的那整个一套国际规则、规范，产生一种内在的认同，你仍然不是这个体制和体系真正的内在成员。

1949年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内战到中美缓和，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就是朝鲜战争。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朝鲜战争的历史叙事超越了毛泽东时代，始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性叙述提供基础。2008年的8月8号，北京奥运会开幕场景，当诞生于朝鲜战争的那首《歌唱祖国》的时候，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绝大多数中国人，我相信都会被感动，都会产生一种极为深刻的认同感。这就是朝鲜战争的巨大贡献。因为中国从此站起来了，朝鲜战争起了关键的作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朝鲜战争使得美国真正开始把中国看成了对手，而且在美国人看来甚至是比苏联还要危险的对手。由此就形成了此后中美关系一个奇迹，就是中美之间反而因此而达成了战略上的默契。这两个高度对抗的国家，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卷入直接的战争，反而有很多的事例都证明双方都在避免直接的战争。美国人向来是尊敬强大的对手的，而中国人的心理中，宁可被美国敌视，也不愿意被美国轻视。你对我敌视，你还把我当成对手，你对我轻视，你都不把我当回事。默契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也为中美后来的缓和打下了基础。

中美缓和是另一个重大的事件，它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冷战的走向。在冷战最后二十年形成了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的同盟。对于美国来说，这个同盟改变了美国战略上的错位，就是它的主要敌人在欧洲，他的军事部署的重点放到了亚洲。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开始了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到了后冷战时期为什么苏联垮台了，中国却没有影响，因为中国早就退出了冷战。

今天美国和中国存在着冲突，但二者的关系与美苏冷战不一样。美苏双方是绝对对立的，两个不同的军事集团，二者的经济体系没有交融，都要解放对方的世界，都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苏联垮台了，世界经济体系连个喷嚏都没打。今天的中美关系完全不一样，二者其实是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之中。中国本质上与美国一样，都是体制内的国家，中国是联合国宪章的坚决的承认者和执行者，中国跟美国在关于国际危机处理的战略规范和规则的层面没有根本的区别。中国不是现有国际体系的颠覆者，而是调整者和改造者。因而我们完全可以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

 

中美的挑战：仍然来自各自本身

陈兼教授认为，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但都有自己的弱点，两个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来自各自内部。美国面临的挑战一是金融资本对整个社会的高度控制，形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二是美国政治高度的意识形态化，越来越像中国的文革时期。中国同样面临着两个挑战：一是如何在根本意义上为中国的国本叙述带来真正的合法性与普适性意义；二是道德底线的丧失给整个民族带来的巨大代价。陈教授总结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遵循同样一条原则：人性中必然存在的弱点使得权力必然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没有一种权利应长久不变而成为至高权力，权力应得到监督和制约。

对中国的发展和未来，陈兼教授也表示谨慎的乐观。他说，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经历过苦难和战争，经历过危机，经历过那么多沧桑，我们难道不能学到一点什么吗？我们何以有资格成为我们？

陈兼教授对于中美关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分析与研判，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深刻洞察力。深厚的学养，超群的口才，洋溢的激情，精辟的分析，其智慧与视角、思想与表达，都彰显出了一名国际一流学者的风范与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