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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山：知行合一，何其难也？——从美国领越领导力lpi测评量表谈起
无论古今中外，关于知行合一的理论和观点都博大精深，记录了人类对于自我认知和行为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2012年，我在美国硅谷拜访了凯发官网入口首页的文化理论的创始人埃德加·沙因（edgar h.schein），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教授。我当时问他，东方企业的领导者和西方企业的领导者有什么差异？在面对未来的变化及挑战时，他们的行为有何特点？他向我介绍了他对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经历的一些看法，特别是乔布斯曾经到东方进行禅修的这段经历对于创新苹果公司的商业模式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他说：东方的企业领导者，在向西方人学习逻辑。而西方的企业领导者，应该向东方人学习冥想。这也符合“量子思维”，也就是你要努力学会从未来看现在。这也是认知理论和实践的再次突破。
逻辑假设
很多的想法如果不能够以简单的逻辑付诸与管理实践，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尝试提出一种方式，来测量一个人的知行合一程度。逻辑顺序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是人对自己“知”的一个评价，然后是对自己“行”的一个评价。但是由于诸多局限，人无法相对准确测量自己的“行”。那么我们能否借助360度，由周围的人来对你的“行”进行评价，进而对你的“知行合一”程度进行测量。
无论古今中外，关于知行合一的理论和观点都博大精深，记录了人类对于自我认知和行为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2012年，我在美国硅谷拜访了凯发官网入口首页的文化理论的创始人埃德加·沙因（edgar h.schein），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教授。我当时问他，东方企业的领导者和西方企业的领导者有什么差异？在面对未来的变化及挑战时，他们的行为有何特点？他向我介绍了他对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经历的一些看法，特别是乔布斯曾经到东方进行禅修的这段经历对于创新苹果公司的商业模式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他说：东方的企业领导者，在向西方人学习逻辑。而西方的企业领导者，应该向东方人学习冥想。这也符合“量子思维”，也就是你要努力学会从未来看现在。这也是认知理论和实践的再次突破。“知行合一”，貌似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也是一个当下的话题，是我们苦思冥想又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中国从古至今关于“知行合一”的名言数不胜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礼记?中庸》—《博学之》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论语》中“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增广贤文》中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等等。这个问题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做不到“知行合一”，就意味着我们学多少东西都是没用的。不但没有正向价值，可能还带来负向的效用，比如“杞人忧天”，就是操了不该操的心。
上周的某一个晚上，在我们dps博士班管理学兴趣小组的微信群里，我向张捷同学请教了一个问题：“知行合一，人为什么不容易做到呢？从认知学派和行为学派角度，如何理解？”张捷所领导的盛心阳光公司提供的中石油海外员工心理援助的项目获得2016全球eap（员工帮助计划）质量大奖。国际eap协会每年在全球范围只评出一个质量大奖，这也是中国企业在这个领域第一次获得该项殊荣。
张捷同学的回答如下：有研究表明，只有5%的人能够主动地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做到知行合一。这些人就是人类的精英。那么其他95%的人，他们或者不改变，或者被动的被改变。这其中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做不到知行合一；而有的人则会被命运强制着进行了一些改变。比如：有的人说我一辈子都不会戒烟，但当心脏病突发，被抢救过来之后就再也没有抽过烟。所以，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巨大困难，都是一次被改变的机会。
问题的提出
“知行合一”，在企业管理的视角下该如何理解？如何测量管理者知行合一的程度？进而提高知行合一的比率？
当我第一次想写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太难了，从定义、概念到实践太难驾驭了。好在我们现在非常喜欢被拍砖，也非常愿意去挑战未知领域，所以还是开始动笔了。在德鲁克的《旁观者》一书中，提到了近百年来，关于认知学派和行为学派的争论，作为中国人，我们的祖先和圣人也留下了诸多关于知行方面的智慧。
西方知行理论及观点简述
西方关于“知”与“行”的理论主要分为认知学派和行为学派两大对立的学派。
认知学派（the cognitive school）起源于1940年代末期，它是一种与行为主义学派相对的学习理论。认知学派学者认为学习者透过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就是把各种资料加以储存及组织，进而形成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认知主义源于格式塔心理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是赫伯特·西蒙。这个学派认为学习是人们通过感觉、知觉得到的，是由人脑主体的主观组织作用而实现的。其代表观点为：学习是依靠顿悟，而不是依靠尝试与错误来实现的观点。
行为学派（the behavior school）是与认知学派对立的一个心理学派。它的创始人华生（j.b.watson）则根本否认意识而只研究行为，因为行为是可以测量记录的。他在1913年发表的《行为主义者眼光中的心理学》一文中创立了“行为主义”理论。行为主义学派看来，从行为的表现上看意识或心理过程，所获得的资料较为可靠。德国雅克·洛布的动物行为研究，桑·戴克的动物智慧研究，俄国谢切诺夫、别赫切列夫和巴甫洛夫的反射学说研究都可作为其代表。最著名的例子是“巴甫洛夫的狗”的唾液条件反射。
认知行为学派继承了上述两个学派的观点，它们主张通过改变思维或信念和行为的方法来改变不良认知。认知行为理论是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的整合，是对上述两个理论所存在缺陷的一种批评和发展，但是却不是简单的相加或者拼凑。认知行为强调认知活动在心理或行为问题中的发生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认知理论只是认知行为理论的狭义理解。认知行为学派认为：在认知、情绪和行为三者中，认知扮演着中介与协调的作用。认知对个人的行为进行解读，这种解读直接影响着个体是否最终采取行动。而认知的形成则受到“自动化思考”（automatic thinking）机制的影响。
（知识点：“自动化思考”（automatic thinking）源于美国心理学家艾利斯(albert ellis)提出的认知“abc情绪理论框架”理论，该理论认为认知包含三个要素：真实发生的事件；人们如何思考、信念、自我告知和评估其所遭遇的事件；人们思考、信念、自我告知和评估此事件的情绪结果。根据该理论，个体对事物认知的结果不但取决于事物本身，而且也受到个体当下心理状况的影响。）
中国知行理论观点简述
中国的知行理论起源于先秦时代，成熟于两宋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知”和“行”的论述，是对古典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知行观是指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和实践。在“知”和“行”的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知先”与“行重”是实践道德的两个方面，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朱熹继承了程颐的学说并有可贵的发展，提出了“知行常相须”的观点，并指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生动地阐述了“知”与“行”的辩证关系。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曾国藩也非常重视“知行合一”这四个字，知是前提，行是目的。中国古人最大的人生愿望是立德、立功、立言，谓之曰三不朽。曾国藩认为：这三者中首先是立德。德之不立，万事皆休。所谓“学也者，由人为之勉强，至逆者也”，“顺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学者智”。曾国藩以孔孟之道（知）来指导湘军的军事斗争（行），以军事斗争（行）的结果巩固自己对孔孟之道（知）的信仰，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
我国古代另一位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是指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程朱理学而发。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与朱熹的思想不同，王阳明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它强调我们所有的成功都来自行动，只有行动才能改变你自己。
领越?领导力lpi 行为评测简介
我于2008年学习了美国《领越?领导力》（the leadership challenge），并取得了导师认证资格。《领越?领导力》是美国学者巴里·波斯纳（barry posner）和詹姆斯·库泽斯（james kouzes）合作完成的领导力经典著作，是基于行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与之配套的lpi也成为世界上最实用的360度领导力测评工具之一，在全球范围得到广泛的应用。迄今为止，全球已有250000多名领导者和100多万名观察者完成了调查问卷，并将数据录入了lpi数据库。其中包括：at＆t、澳大利亚邮政局、美国邮政局、思科系统、戴尔、联邦快递、惠普、强生、西门子等众多世界知名企业的领导者。此外，还有250多篇博士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都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了lpi。lpi可以帮助领导者测评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了领越?领导的五种习惯行为——以身作则、共启愿景、挑战现状、使众人行、激励人心，一共30道题，明确其他人对自己工作行为的评价。
由于受微信阅读篇幅所限，本文中仅列出对涉及测评量表30个题目中，与“知行合一”强相关的“以身作则”的6道题：1、6、11、16、21、26题：
1. 在要求他人之前会以身作则。
6. 会花时间和精力来确保同事们按已经达成一致的的原则和标准工作。
11. 履行所做出的誓言和承诺。
16. 会对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人的表现征询反馈意见。
21. 努力使大家接受对组织运营最为有利的价值体系。
26. 对自己的领导理念非常清楚。
测评打分是10分值，1分是“从来不”，10分是“几乎总是”。包括自我测评，上级、下级、平级和其他人5个纬度，针对每一个评分项，自我测评分数如果和其他4个纬度的测评分数差异超过6分，就会被定义为自我认知与他人认知有严重偏差，以一个“*”号作为记录。接下来的这个统计图，是对200个中国企业领导者进行测评得出的统计结果。
从这个结果中，我们不难看出，第一层无“*”号，自我认知与他人认知一致的人，仅占到6%，用本文的假设逻辑推理，知行合一的人也就占6%，这与张捷同学的研究结果5%基本一致。
第二层1至10个“*”号，在不能够知行合一的人中，知行不合一程度在3%-33.3%的人，占56%。
第三层11至20个“*”号，在不能够知行合一的人中，知行不合一程度在36%-66.7%的人，占29%。
第四层21至30个“*”号，在不能够知行合一的人中，知行不合一程度在70%-100%的人，占9%。
故学然后知不足，我们研究这个题目，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更大程度的“知行合一”。当前我国的111所211工程大学中，有4所大学的校训中明确包含了“知行合一”的字眼。分别是：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德才兼备知行合一
中央民族大学：美美与共，知行合一
天津医科大学：知行合一，德高医粹
东北大学：自强不息，知行合一
与“知行合一”表达意思近似校训的学校有11所。我们北大国发院dps金融管理博士班的宗旨也是培养知行合一的社会精英。对于教育而言，“知行合一”理应成为最高标准之一。对于修身而言，“知行合一”则应成为每天需要践行和反省的一面镜子。我们可以利用东方的哲学思想以及西方的逻辑工具，在企业管理中融会贯通，以提升“知行合一”的程度。
借用王阳明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我心光明，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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