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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调整农村土地政策、放松对民营经济的准入管制、将管理重心从粮食安全转向食品安全，是帮助中国经济面对当前危机，率先走向新一轮景气发展的保证。

　　全球金融海啸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经济带来重要影响，危机还给我们理解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增长内在规律提供了宝贵的认识素材。但是对于中国和美国这样巨型经济体而言，无论是经济增长成就还是问题，根本上还是受国内基本面和体制政策因素所决定。

　　当前我国经济自身面临挑战，主要还是前几年空前高速增长的产物。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空前的景气增长，5年间gdp年增长率保持在10-12%。这种情况，在过去30年中只发生过两次。从全球角度来看，过去的5年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快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对此做出了直接和间接的重要贡献。

　　五方面因素驱动这一轮高速增长。第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第二，资本回报率的高速增长；第三，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第四，中国的人口红利尽管在不远的将来就将面临拐点，但是现在仍然在最后一班车的阶段；第五，全球化的市场环境提供了我们需要的技术和信息。

　　但是，这5年宏观经济运行中至少有两方面问题，与目前面临的困难存在关联。首先就是争论多年的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低估的问题。尽管汇率体制确实是不断地在向更为灵活方向调整，但调整力度、深度和时间点总的说来是相对滞后的。人民币的灵活度不够，是导致中国经济对外需依赖过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2%左右，但在过去5年里却突然达到了19%。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它带来了一系列的失衡，突出表症就是产业结构过度依赖外部市场以及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第二个方面的问题跟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庞大经济体的特性有关，当我们的经济处于某一特定阶段时，我们对一些基本的资源性产品难免会有一个非常高密度的需求。这样一个大国在全世界采购的效应，会深刻地改变一段时期内国际上某一类产品的供需关系。2003-2007年间中国对铁矿石、铝、铜、石油等基础资源产品的需求增量的贡献达到了50%以上，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消费更多资源是不可避免的并具有合理性，但是在总需求特别是外部出口需求超过合理临界值过快增长，会以非线性关系过于放大对这些商品进口需求，并通过大国效应构成这些商品进口价格飙升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局面不仅通过贸易条件恶化对我国带来负面影响，而且客观上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均衡增长。

　　去年以来国内通胀走高、美国金融危机宣告负债消费增长盛宴终结，内外条件变动把“汇率偏低、顺差偏高、货币偏多、增长偏快”运行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凸显出来。然而由于上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基本面积极因素仍然大体存在，如果政策措施调整适当，中国完全有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好地应对目前的危机，走向新一轮的景气增长。

　　应对目前总需求走弱和通货紧缩前景，无疑需要采取降低利率和减税等方面总需求管理政策，然而同时需要在体制政策方面积极调整。首先是调整土地政策，使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权更加物权化，更加便利地在农村和城市进行配置。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此有了方向性的突破，对中国长期发展甚至对解决一些短期困难都是有益的。

　　其次对民营企业放松管制。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要完善市场经济，但实际上经济形势起了变化以后对民营经济在很多领域的准入管制反而加强了，现在需要把困难变成契机，通过改革给民营企业提供更加平等竞争舞台，改变许多没有审批的审批或者报备比审批还难的局面。

　　最后，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和粮食安全问题是正确的，但30年改革开放经验表明，随着制度改进和技术进步，利用市场机制可以较好地解决传统意义上粮食不足的问题，新形势凸现食品安全挑战的严峻性。如果说过去我们主要被“农民能不能生产出足够的东西给我们吃”这样问题困扰的话，今后需要更多地关注“生产的东西消费者敢不敢吃”的问题。政策重点需要因形势演变进行调整。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