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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学术

2000年第32期(总第164期)新一轮棉改：历史经验和现实选择

2000年4月16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卢锋教授在致福轩做了题为《新一轮棉改：历史经验和现实选择》的演讲，探讨了当前中国的棉花贸易和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演讲会由林毅夫教授主持，出席这次演讲会的还有来自国家计委、农业部棉麻局、纺织局、基层棉麻公司和溢达公司的代表。现将卢锋教授的演讲摘要如下。


80年代以后，中国棉花进出口的贸易额波动很大，而国际市场上的棉花价格波动也很大。如果观察一下中国的棉花贸易额和国际市场棉价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棉花贸易的特点是“贱卖贵买”：在国际市场上的棉花价格高时较多地进口棉花，而国际市场上的棉花价格低时却较多地出口棉花。这显然是一种缺乏效率的贸易模式，而且这种贸易模式在各个主要棉花贸易国里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低效率贸易模式的原因可能是下面两种锁定机制。第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棉花贸易量占了全球棉花贸易量的5%，但棉花贸易量的波动却相当于美国和欧盟的棉花贸易量波动的总和，而后两者的棉花贸易量占全球棉花贸易量的26%，也就是说，中国棉花贸易量的相对波动幅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国际贸易里的价格变动和供求是联系在一起的，进口就是需求，出口就是供给。如果中国的棉花进口大幅上升，就会带动国际市场棉价上升，同样中国棉花出口的大幅上升则会压低国际市场的棉花价格。因此，贸易量波动幅度过大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中国的棉花贸易是缺乏效率的。第二，中国棉花进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原因是国内棉花供求的波动太大，而国内供求大幅波动又表现为国内棉花库存的大幅波动。在78年以后，我国的棉花库存波动系数（标准差除以平均值）是世界其他地区的2.4倍。中国的棉花贸易量与前一期的棉花库存和贸易量在统计上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显著程度和解释系数都相当高。因为棉花库存和贸易量数据都是公开的，所以我国的贸易伙伴只要知道了上一年的棉花库存和贸易量数据，那么他就能以80%的概率准确地预测我国当年的棉花贸易量。如果中国的贸易伙伴认为中国将增加棉花进口，那么他们就会抬高价格；如果他们认为中国将增加棉花进口，那么他们就会压低棉价，这就把中国的棉花贸易锁定在“贱卖贵买”的低效率状态。

长期以来，为了稳定市场和获取农产品的剪刀差，中国一直用行政手段控制和调节棉花价格。对棉价的行政干预是否真正达到了稳定棉花市场的目的，要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得到结论。由于垄断收购和行政定价体制使我们无法得到可信的市场价格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卢教授采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迂回研究策略，用棉花收购品级的相对水平作为相对紧缺度的近似度量，用收购价对国际价格的相对水平衡量对价格的行政调节的力度和方向。在棉花的相对过剩压力较大时，收购棉花会占用流动资金和仓储能力，公开地降低价格是政策所不允许的，收购部门就会为了减少收购量而人为地压低棉花品级；当棉花供给相对紧缺时，收购到棉花就能拿到较高的流通利润，这时收购部门又会虚高棉花等级(就是对相同质量的棉花评以相对较高的品级)，提高棉花的真实价格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从50年代至今，棉花品级的长期平均水平大致是3级。但80年代以来，棉花收购品级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大，这说明近20年来棉花供求的波动比以往大了很多。把国内的棉花收购价用估计的市场汇率换算成美元价格后，再与国际市场的棉价相比较就可以看出行政调价的相对方向和力度。如果国内的棉花相对紧缺，这时合理的调节是提高国内相对价格水平，鼓励进口；如果国内的棉花相对过剩，这时合理的调节是降低国内棉花的相对价格，鼓励出口。

对20年来的棉花品级数据和国内外价格数据处理之后，我们发现：如果在去年存在棉花相对过剩的话，那么今年价格调节的方向是国内外棉价差继续扩大；在前年存在棉花相对过剩的压力时，今年的调价方向才是缩小国内外棉价差，也就是说，行政定价对棉花相对紧缺的调节至少滞后一年以上，在当期的意义上是一种缺乏效率的、反方向的调节。但是，如果考察一下国际市场的棉价，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在去年国内存在棉花相对过剩的话，那么今年国际市场棉价就会上升；当然，如果在前年国内存在棉花相对过剩的压力，今年的国际市场棉价也会上升。尽管中国的行政定价调价系统的政策目标是控制供求波动，稳定市场，但实际效果可能恰恰相反，是放大而不是缩小了棉花的波动。过去二十年间，如果没有任何行政干预，完全让市场（包括国际市场）调节中国的棉花供求的话，中国棉花市场的稳定性反而会更好一些。

早在8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就着手进行棉花流通市场化的改革，然而改革过程却屡屡出现反复，不能深入下去。在85年和92年，棉花相对过剩压力较大，政府先后采取了取消指令性计划，棉花流通双轨制，放开价格、市场和经营等措施。但是，一旦棉花供给出现紧缺之后，各项改革措施就又逐渐取消，重新回到官营垄断、高度控制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是对棉花供求/价格的周期性认识不足，松时放，紧时收，不能接受过剩后周期性的紧缺。二是没有处理好农民和其它企业进入棉花流通领域的问题。改革后农民和其他企业进入棉花流通领域会带来一些以往没有的问题，比如质量问题，竞争压力加大等等，这时有关方面就认为这是“乱”，是不能接受的，要管起来，于是又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

最后，卢教授提出了对新一轮棉改的两点政策建议。首先，要注意供求变化的周期性，防范过度调节。一些政策本意是稳定市场，减小波动，但是由于信息、时滞等原因反而放大了波动。在棉花供给相对紧缺时一定要坚持市场调节的方向，不能走回头路，要用其他办法解决暂时的紧缺。二是对农民企业进入棉花流通实行规范性的准入政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以后，由于农民企业符合棉花流通各环节要素结构的特点和技术要求，所以农民企业进入棉花流通领域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上是有其合理性的。农民企业的进入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活跃农村经济，促进供销社棉麻系统的改革。当然，农民企业的进入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质量问题、竞争秩序问题等等。棉纺织品的质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层次差距很大。高收入阶层和出口部门对质量的要求肯定是非常高的，但一些低收入的消费者可能更偏好质量一般但低价格的纺织品，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解决质量问题。让不同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纺织品，靠垄断经营是不可能解决质量问题的。在规范准入的具体措施上，卢教授提出了以下几点参考性的意见：改变传统禁入政策，允许其他企业进入并展开公平合理的竞争；先由省级机构制定资格认定标准，以后慢慢降低门槛；在交易需求较大地区建立地方交易市场；地方质量部门介入市场管理；加强对市场的一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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