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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丹:给予女性更多政策激励和就业选择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女性就业带来了更多机会,提升了职场女性面临家庭和事业两难选择的灵活性。特别是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工作形态发生了明显改变,远程工作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工作形式。基于2020年从业人员追踪调查数据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相比男性从业者,女性的工作远程可能性明显占优,女性中有一半从事的工作具有更高的远程可能性,而男性的这一比重只有28%。这说明,女性从业者就业的灵活性更大,在新经济业态中显现出主导地位。

 

但也应看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由于职场女性承担了更多家庭抚养负担,相对男性,她们受到了更大的就业冲击。同时,心理健康水平测评也显示,女性从业者心理健康水平持续低于男性。

 

当前三孩生育政策放开,女性拥有了更多生育自由,同时也意味着女性的家庭养育负担进一步加重,可能会对女性的就业机会、收入和职业发展前景产生影响。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女性的就业意愿更强,对女性劳动力的保护更好,特别是目前各类生育保护和就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女性生育后在劳动力市场的福利水平。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出生率已连续三年下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同时老龄化压力不断加大。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从个体层面给予女性更多激励、减少生育成本、保护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权益,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女性高质量就业:

 

其一,积极发展灵活就业、推进远程就业和居家办公等新型就业模式,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同时,传统就业模式中也应大力发展弹性工作制。目前我国女性劳动力从事弹性工作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国家,劳动力市场尚存较大的调整空间。

 

其二,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考虑女性承担的职场风险,为女性提供经济补贴和心理疏导。建议为女性提供生育期劳动补贴或提升其养老金的国家补贴比例,减少孕期女性的后顾之忧。

 

其三,促进育儿成本社会化,大力发展和健全育儿机构,降低育儿成本,并适当提供育儿补贴,使女性在生产后能尽早自主地进行就业选择。建议通过专项补贴或减税等,适当减少或补贴用人单位在女性产假期间需要支付的额外劳动成本,以此改善生育女性就业条件。

 

其四,积极为产后重返职场的女性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促使其尽快提升技能,适应职场需要,高质量实现再就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张丹丹)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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