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站在新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回望2021，中国走过了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开启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这一年，也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站在发展的又一个新起点上，2021年中国经济实现8.1%的增长，高于6%的预期目标。但我们也要看到，高增长之下也有挑战。2021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大压力，2022年经济工作应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在2022年全国各省区市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绝大部分省份也都将稳增长视作2022年的重点任务。从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公布的2022年gdp增速目标看，近2/3的省区市将目标定在5.5%到6.5%之间。相比2021年，多数省区市下调了2022年gdp增速目标，选择稳中求进。

如何理解这个“稳”字？2022年中国经济有哪些重要抓手？又有哪些新势能？在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我们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为大家解读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

在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目前国内经济面临的背景，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该表述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提法一脉相承。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到的是目前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即经济的三期叠加，其主要含义是，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实际上，无论是三期叠加还是三重压力，都意味着目前的经济面临一定的挑战。

那么面对挑战，新的一年经济工作又该如何做到“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稳”字大背景是什么？

要做到“稳中求进”，首先要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大背景。

需求收缩的大背景是从2008年到2016年之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购买力下降，各国的收入、发展增速没有之前那么快，而中国经济之前主要依靠外需来推动，从而导致整体上呈现需求收缩态势。

但最近几年，尤其是2021年的需求收缩主要体现在国内。这一年中国面临的外需仍较为强劲，该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4.4万亿元左右（创历史新高——编者注），而受疫情冲击影响，一些企业发展相对较慢，生存压力较大。换言之，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得较为缓慢，恢复内需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客观上存在内需收缩的可能，拉动内需成为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当前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已经深深融入到全球经贸一体化中，虽然2021年中国的出口不断上升，但上游产品价格提高，导致进口价格升高，使得经营外贸领域的企业利润并没有变得更多，甚至可能变得更薄。这是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主要的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这一判断则基于我们面临的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以及百年不遇的疫情。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面临一定发展压力或需求减弱。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出台了许多贸易保护措施，使得目前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另外，新冠病毒还在不断变异中，它对各国经济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基于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22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需要通过政策“组合拳”来实现，包括宏观、微观、产业、结构、区域、卫生健康、社会保险等各方面政策。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上述三大压力，但仍然可以看到机会和挑战并存，危机中孕育着新机。随着经济“蛋糕”逐渐做大，中国经济增速相对于入市后的黄金十年客观上有所下降，但从全球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是拉动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8.1%以上，远高于6%的预期，这说明中国经济是有韧性的。

多方面理解中国经济新发展阶段

当前，中国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本质上说，这不同于之前的粗放式发展。

粗放式发展形态下，资本、劳力、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被投入进去，随着生产要素增加，产出会上升，再加上原来经济规模相对较小，整个经济自然会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但应当看到，这种增长方式带来的增长速度是难以持续的。

原因有两点：一是要素投入不可能持续增加，要素回报会出现边际递减特征；二是从统计原理上说，随着经济“蛋糕”做大、gdp基数增加，分母基数就在增大，同等情况下，分母越大结果越小，体现出来就是经济增速下降。

在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速的实现主要靠集约式增长，集约式增长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之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体可以从微观到宏观表述为六个方面。

第一体现在产品附加值的提升

如今国际贸易中存在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两大类产品。相较加工贸易，一般贸易的产品附加值更高。如今，一般贸易的比重已从过去的50%提升到65%以上。在加工贸易中，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原来附加值最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附加值较高的机械设备、运输设备、光学仪器，特别是机械及交通运输设备。

第二是体现在产品质量的提升

产品质量的提升，可以从出口品的质量提升方面来看。数据显示，出口品质量从2001年到党的十八大之间，质量提升了30%左右，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又提升了25%左右。由此可见，出口品质量的提升是很明显的。

第三体现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以2001年入市为基数，到党的十九大之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提升了50%左右，同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水平也达到了美国的一半，也是很明显的提升。

第四体现在拥有全产业链的工业体系

中国具有联合国所列出的工业分类41个大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在全球中是唯一独有的产业完整、设备、门类齐全的工业国家。

第五体现在产业发展具有鲜明的产业集聚特色

中国每个工业城市都有自己主打的拳头产业和工业名片，如深圳的电子机械、东莞的机械和电子、汕头的玩具、廊坊的木材和邢台的羊绒，每个城市都有其鲜明的产业特色。

第六体现在三大产业比重呈现出新特点

如今中国三大产业发展比重显示，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的7.5%左右，第二产业占37%左右，第三产业占53%左右。与同等发展水平的西方国家相比，第二产业的比重相对较高，这是个较明显的特征，体现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特色，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良性作用。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和减税降费？

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着重提出新发展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其中包括共同富裕、减税降费等问题。那么该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和减税降费？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终极目标，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毫不动摇的。但需要深刻认识到，共同富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在不同阶段下，共同富裕的要求、内涵、实现方式、途径都会有所不同。

共同富裕并不是劫富济贫，也不是劫富致贫。其实现方式是首先是初次分配，发挥市场经济的机制，把“蛋糕”做大；其次是再分配，通过财政税收、转移支付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的合理分配；第三是通过道德力量劝说先富起来的群体作出更多的社会贡献、捐献。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坚持把“蛋糕”做大，在做大基础上做好“蛋糕”的分配工作。换言之，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在目前阶段还是效率优先，同时完善为实现公平而配套的各种财政、税收、社保等建设工作。

如何理解减税降费？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三大支出领域的结构调整，实现逐步由原来依赖出口和投资这两驾“马车”，转向为依赖内需（即消费）这架“马车”。要提升消费拉动内需，必须做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只有如此，居民才有能力、有意愿去扩大消费，而这需要降低初次收入中居民所担负的税收和费用，这是减税降费的重要意义，最终目的是拉动内需。

实现减税降费，伴随着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下降。矛盾点在于我们有大量的必须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导致政府支出不变甚至提升。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减税降费，就需要通过赤字财政或者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这也是我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发力，尤其是财政政策靠前发力的原因。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余淼杰，采访整理：《商学院》杂志记者王倩）
 

本文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