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壮：什么造就了领导者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领导力的实质和核心究竟是什么？情商的提出在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影响？面对vuca时代挑战，情商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有哪些现实意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前联席院长杨壮教授，带领我们回顾丹尼尔·戈尔曼的经典之作——《什么造就了领导者》一文，揭秘情商的秘密。

我们说现在处于vuca时代，就是指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的时代。从国际环境到新冠疫情的挑战，涉及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方方面面，冲突给世界的政治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中美关系在不断恶化，新冠疫情导致大家居家隔离，有的中小企业已经面临到存亡的危险。这种挑战实际上给每一个人的精神、心灵、生理都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重温《什么造就了领导者》一文就很有现实意义。该文提出了“情商”包含的五个要素，对增强自我认知和自我管控能力，减轻vuca环境造成的心理恐惧和负面情绪，进而自我驱动去应对环境挑战，变挑战为机遇，产生重大积极影响力。情商尤其强调换位思维能力，站在对方（百姓、客户、员工、下属）角度思考问题，了解他们的切实需求，提升领导力的有效性。

“情商”一词于 1964 年首次出现，在《维基百科全书》上最早的定义实际上是对情绪管理能力的一种定义，它通常被定义为感知、使用、理解、管理和处理情绪的能力。情商高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和别人的情绪，利用情绪的信息指导思想的行为辨别不同的感受，适当的标记、调整情绪以应对变化的环境。1998年戈尔曼教授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是什么造就了领导者”一文，正式提出情商包含五个核心因素：自我认知、自我调控、内驱力、同理心、社交技能。尽管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和之后，出现了很多关于“情商”的学术文章，多元的观点，不同的视角，但是我认为戈尔曼教授的定义最有影响力，特别是在企业界。

过去20多年研究表明，具有高情商的人往往心理更健康、工作表现更好、领导技能更有效。尽管情商研究并没有显示出明晰的因果关系，不像“大五人格理论”，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和衡量方法，情商研究方法多样，行为特质，认知模式，没有一致意见。但是“情商”，作为软要素，近20年在世界得到广泛普及和关注，对提升领导力的有效性作出重大贡献。

丹尼尔·戈尔曼提出的情商的定义

在过去20年中，我在讲情商的时候就这一页——丹尼尔·戈尔曼提出的情商的定义，这一页纸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哪怕其他人提了很多情商的新概念，我自己觉得有些补充实际上是扭曲了原来情商的概念。有的学员来自大型国有企业，说某位领导具有很强的情商，因为他很会搞关系，见张三说张三的话，见李四说李四的话。我要特别指出这就是对情商重大的歪曲，这不是情商，这是谋略。在今天的组织中，如果你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不会有一点影响力，因为一个人讲真话、讲实话、讲发自内心的话，这是一个领导者最基本的一条，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之中，就为了搞好关系，为了你自己的私人目的而去做这种骗人的把戏，一次两次之后，你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就会荡然无存。

在博士班上，一位同学讲到他的企业是做国际贸易，因为疫情，企业无法正常运作，现金流受到影响。面对这种国际环境，他没有自暴自弃、躺平，而是真正的去寻找新的机会，从发达国家转到了发展中国家，把产品又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进行了重新包装和组装，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利用互联网短视频和互联网带来的线上交流的机会，使企业的营收方方面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尽管遇到疫情和经济的挑战，企业依然可以存活下去。自驱力在今天的环境下就变得尤为重要。

在过去的几年中，社会存在很多腐败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做到自控和自律，跟我们今天讲到的情商有很大的关联，面对权力的诱惑，关键是你要清晰你自己要做什么？你的人生目标究竟是什么？你从哪来？你到哪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一点如果放松了，目的不明确了，把手段变成了终级目标，那么你一定不可能做到自控和自律，职业生涯中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面对经济压力，特别是很多企业现在业绩下滑，没有了现金流，怎么样战胜这种焦虑情绪？这个时候企业更应该发挥全体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利用互联网技术，线上视频、短视频，为未来业务做一些准备。疫情可能要持续很久，我们要准备跟病毒共存很长时间。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不能等待“清零”，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把焦虑转化成一种能量，要改变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变危机为机遇，变不可能为可能。

面对中美关系，面对中欧关系，面对国际关系，如何做到同理共赢很重要，中国现在跟世界不可分割，中美也很难脱钩。中国现在成为世界最主要的供应商之一。在很多的行业里，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因此在今天的环境下，一定要提倡跨文化领导力的情商，我们应该想到对方做什么，需要什么，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而不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只是考虑短期而不考虑长期，只是考虑现在一时的矛盾，而没考虑到长期共赢共存的这个根本的基础。

从疫情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基层管理人员，他的行为举止不像一个领导者，而像一个管控者。这次某些省市的基层领导者，在疫情管控过程中，缺乏同理心和沟通力，简单的情况变成复杂的局面，简单的事件变成重大社会对抗事件。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认为情商中的同理心和社交能力，是领导力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在危机情况下。在疫情隔离的过程中，如何有效沟通，如何换位思维，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十分重要。如果仅仅是强制，控制，压服，完成上级任务，一定会遇到下属的反抗和阻力，结果不可能理想。

情商和领导力有着密切的关系。领导力是通过动员组织下属为了一个共同愿景而努力奋斗的一项艺术。这里面有三个概念，一个是组织下属，第二个是共同的目标和愿景，第三个是一项艺术。共同愿景和目标需要同理和沟通。艺术不是科学。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硬性标准。

领导力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把领导力和控制力、管理力分割开，领导力是让下属做你期望实现、他又愿意去做的一项艺术。管理力是让下属做你期望实现，他不一定愿意去做，甚至反对去做的事情。领导力是艺术，不是科学，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领导力影响的是人，人是有思维、有理念、有需求、有想法的。因此人的工作还是要用领导者的思维、信念、理念去说服，这样才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学家麦克里兰，曾经找了一家全球餐饮公司，把领导者分成高情商和低情商两组进行研究。他的结论是，情商高的一组，有87％的人业绩突出，所领导的分部销售业绩高于指标的15％-20％；而情商低的一组，年终考评很少优秀，所领导的分部销售业绩低于指标的20％。

库泽斯和波士纳在领导力的五种行为中，讲到了以身作则、共启愿景、挑战现状、使众人行、激励人心。在里面五条中有三条都与情商有密切链接：

大概在三年之前，我提出了领导力的五大素质模型，丹尼尔·戈尔曼的核心情商概念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启发和影响。我认为，面对vuca时代多重挑战，一个领军人物必须提升自身的五种素质，这就是：自驱力、自控力、洞察力、创造力、坚毅力。

自驱力就是一种强愿力，一种梦想、一种使命观、一种价值体系，我可以终身为此付出生命。自驱力不是共驱力，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更不是乌合之众。有自驱力的领导者坚持真理，评判是非，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受外界的影响，这件事情是对的，我坚决去做，这件事是错的，我坚决不做。在今天的中国人文环境下，自驱力极为重要。

自控力是自驱力的悖论，如果说自驱力是企业家精神的话，自控力就是要有自我认知、自我管理、自控自律、自我反思的一种能力，在此基础之上一个人才可能产生出洞察力、创造力和坚毅力。自驱力和自控力是情商的两个重大概念。在今天vuca的人文环境里，领导者一定要有浓厚的兴趣、清晰的价值观、一个梦想的驱使。自我管理能力分自控力和自律。自控指对过度欲望，利益追求，权力诱惑，危机、感情冲突、金钱诱惑等一系列的外在和内在诱惑，进行的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一种特殊能力。不被一时的物质利益和权欲所影响。自律是坚持做我们认为正确但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数字化it时代，培养个人自控和自律都很重要。

12年前，日本京瓷稻盛和夫老先生在北大讲演后跟我讲，他每天都要反省，否则的话他也会犯错误，这是人性的表现，因为每个人都有欲望，他自己也包括在内。在市场经济、信息爆炸的社会里自控自律能力更为重要。在这个背景和基础上，我创建了三元领导力的框架，这个框架也是建立在使命、愿景、价值观、能力、专业和品格基础之上。框架的核心是，一个领军人物必须眼望星空，同时脚踏实地；要有很强的使命感和战略目标，但是一定要把使命和目标立于足下；领导者要有海阔天空的胸怀，更要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

但是使命和能力在今天的人文环境下远远不够，中国的实践告诉我们，使命和能力之间要建立很强的品格魅力、真挚诚信、协同共赢、坚强坚毅、身体力行。因为领导者缺失品格力，就不会有公信力，使命和能力不可能坚韧或者落地。而领导者的卓越品格在使命和能力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在中国我把这座桥梁的名字叫做“信任”。我认为，没有品格的领导者不可能有追溯者的信任，同样，没有使命和能力，任何组织不可能达到最终目标。

最后，我用影响我很大的麦克斯韦尔说的一句话来结尾：态度就是一切，改变你的态度，你将改变你的一生。

杨壮：情商的自我认知里面讲的愿景、使命、价值观，这些东西绝大部分还是后天塑造出来的。在后天塑造的过程中，有几个因素极为重要，第一个是原生家庭，父母可能是影响使命、愿景价值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第二个是在教育之后接受的训练，特别是在工作岗位上，不同类型的企业的价值观、愿景不一样。因此个人的价值观、使命跟企业的性质（国企、民企、跨国公司、政府部门、学校、医院）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不只是看环境、薪资，企业的愿景、使命、价值观很重要。最后一个影响情商的因素就是个人的经历，包括丰富的社会阅历，因为使命愿景价值观跟个人看过的风景、经历过的挫折、取得的成就和走过的弯路息息相关。

杨壮：我不这么认为，作为一名老师，我没有参加过很多商业谈判，但是观察告诉我情商高的人很敏感，不是对自己的事很敏感，对对方更很敏感，很容易看懂对方的心理变化，这样他在谈判中就占了上风。《孙子兵法》讲“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战而屈人之兵”。什么意思？就在谈判前做认真的准备。所以有情商、有同理心、善于换位思维的人在事前进行充分准备之后，能够掌握大量信息，观察到对方的需求和思想，最终按照他的意图和目标去做。低情商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这点，总认为一切都在自己掌控之中，熟不知下属根本就不买账。现实中，低情商领导者给组织社会带来的伤害更大。

杨壮：使命和愿景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使命和愿景同样是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之上。我们所说的终级价值观，比如：世界和平，真诚友谊，幸福满足等，是一种带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会持续很久。但是工具价值观教我们如何做人，做事，以实现人或企业的终极目标。工具价值观及伴随其发展的使命和愿景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步不断发生变化。比如说30年前我们聚焦积累财富，改善物质生活，不太关注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正义和公权。而今天我们则更强调清晰的生态环境，公平的法律制度，平等的分配体系，民主的决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