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取消利率管制才能解决融资难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学习型中国－第七届企业资本论坛”于2015年4月24日－26日在北京举办。以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bimba商学院教授黄益平在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黄益平：

短期内经济增速下行难见底

中国经济现在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增长速度确实一直在往下走。政府公布的gdp增长数据是7.4%，今年说7%左右。现在政府不断的微刺激，支持增长，每当微刺激的力度有所减缓，增长速度就又往下走，所以现在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会见底。我认为，短期内很难见底。政府不刺激的时候，增长速度往下走，意味着现在下行压力还很大。

第二，虽然增长速度在下降，但是我们看数据，还是在7%以上。从全球范围来看，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欧美国家，即便发展速度比较好的亚洲其他新兴国家的增长速度也就是3%、4%、5%，很少有像我们7%、8%的增长。为什么我们觉得日子更加难过呢？

有些国际投资者觉得不太理解，说我们的gdp增长2%、3%，已经觉得不错，走出危机了。你们增长7%，但是感觉到你们的企业家是叫苦连天，日子非常不好过。为什么？我自己觉得这跟中国经济面对的转型有关。

中国经济学家喜欢把增长动力分成三驾马车，就是出口、投资和消费。过去的增长模式大家都知道，投资很强劲，出口很强劲，消费很疲软。现在看经济状况，这两驾马车都出了问题，过去支持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都十分乏力。

制造业出现全局性困难

我们制造业出现了全局性的困难。在两大领域，第一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这块其实是支持过去出口增长的。第二是重工业投资品制造业，这块是支持过去投资增长的。可以想像的是，出口和投资两个引擎减速的直接结果，就是我们制造业出了问题，制造业里头两块都出了问题。

低端制造业的问题是劳动成本连年上升，过去有竞争力的、很活跃的企业现在一下子没有竞争力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过去经济最活跃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现在经济非常困难，最核心的问题是成本变化了。过去我们靠低成本优势形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制造业基础，甚至有人把它称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但是现在做不下去了。第二个就是在重工业投资品行业，投资品行业现在过剩产能非常厉害，像钢铁、氧化铝这样一些行业，过剩产能的比例达到40%甚至更高。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即便是gdp增长保持7%甚至更高一些，我们企业所感受到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这两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不会在短期内就调整过去，我个人的看法是在短期内很难很快就见底。

靠产业升级度过难关

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成是发展的问题，为什么低端制造业碰到了问题，因为工资上升了，这是一个客观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今天碰到的困难，其实相当程度上是过去的成功而导致的结果。因为过去经济做得很好，所以地价涨了，劳动工资涨了，所以上升了，你必须往下走。

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唯一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在三十年前就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当时的问题就是劳动成本上升，低端的制造业做不下去了。但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碰到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他们把制造业全部搬到了珠江三角洲，开始发展自己新的产业。我们今天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是同样的问题，经济学家把它称作为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怎么样产业升级的问题，怎么样从过去靠低成本优势来做制造业，以后更多的靠创新，靠产业升级来做，这是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现在很多企业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投资率仍然过高 还需要下调

投资品行业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政府政策导致的。这么高强度的投资拉动增长，尤其是过去四万亿的刺激导致现在很多投资产品过剩。在经济学界有一个争论，投资拉动增长还是消费拉动增长？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不是特别科学。因为任何一个经济体其实是需要形成一定比例的，投资当然很重要，如果没有投资，没有资本的积累，没有技术的进步，经济没有办法发展。但如果都是投资，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今年gdp当中100%都做了投资，他会有一个什么结果？今年经济增长很活跃，投资品市场非常繁荣，但是这些投资完成了以后，明年都变成了产能，他们全部都是过剩产能，这样的经济增长是持续不下去的。所以合理的说，消费和投资之间要有一个比例。我们现在大概接近45%左右的投资率还是过高，下一步调整还是在所难免。

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日子非常难过。第一是因为产业需要转型，第二是因为经济结构需要转型。第一个问题是很普遍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都要碰到。第二个问题比较特殊，我们过去举国保增长，保增长靠什么？就是靠投资，今天我们要接受这样一个结果，当你一半的gdp都用于投资的时候，很多后续的发展就变得困难，所以要调整，要转型，要把经济结构做再平衡。为什么会碰到今天这样的问题？尤其经济结构会面临这样的失衡，我个人觉得是跟过去几十年的改革策略是有关系的。

国企与民企的双轨制改革仍未完成

中国的改革策略就是简单的两个双轨制，第一个双轨制就是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双轨制。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国企和计划这一块保留下来，同时尽快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市场经济。这个方法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做法。

像前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国企都给民营化，把计划经济打消，听起来是比较好的方法，让市场机制自由的发挥作用。但它的缺点是市场机制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形成，所以前苏联、东欧的直接结果就是改革开放一开始，经济就滑坡，出现大面积失业和社会矛盾。

我们利用双轨制过渡平稳一些，效率低的企业让他继续生产，但是让民营的成分更快成长。综合起来看，我们效果还不错，增长速度非常高，但是也导致了很多明显的后果。第一个是出现了一次财政危机，在90初的时候，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0%左右，政府没钱，很多地方连吃饭财政都保不下去，最后没办法，搞分税制改革，加强税收改革，现在税收占gdp的比重又回到了20%多一点。

第二个是国企危机，出现了全行业亏损，当时的说法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持平，大家没办法，后来搞了抓大放小的改革。

第三个问题就是银行的危机，在98年的时候，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高达30%到40%之间，银行做不下去没有倒闭，唯一的原因就是政府给他买单了，所以最后我们还是持续下来了。但是，财政危机也好，国有企业危机也好，银行危机也好，原因就是第一个双轨制的改革，把国有企业保留下来，支持他们继续生产，继续运转，最后导致的结果，他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小，但是他们对宏观经济的拖累变得越来越严重。抓大放小，十万家国企在一夜之间不见了，当然现在留下来的都是大型企业。到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个决定里头，国企改革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第一个双轨制改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是第一个双轨制。

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相当于变相补贴企业 向居民征税

有了第一个双轨制，就引出了第二个双轨制，我们要保护和支持国企的增长，因为国企的效率比较低，怎么支持它，怎么保护它，一个很直接的做法，就是干预要素市场。最明显的就是金融市场，如果是完全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运作，银行是不是就把所有的钱给了国企，不一定。但是国企需要继续运作怎么办？政府直接引入了很多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对能源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干预，这个干预直接的结果就是为了继续支持国企继续运转，这个支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支持经济的稳定和金融的稳定，国企可以继续运作下去。

在金融部门，政府对很多金融市场环节都有干预，我们都知道政府干预利率，干预汇率，干预资金的配置和干预资本的流动，跨境资本的流动，这样一整套做法的核心就是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当然是为了给国有企业持续提供投入品，使得他们可以继续运作下去。但是它的一个实质性的含义，是把很多投入品的价格给压低了。投入品价格压低的直接结果，就相当于过去三十几年一直是在变相的补贴企业，另一面是相当于在不断向居民征税。

这样的话，产品和要素市场之间的双轨制实质就是一种收入再分配，实际就是从居民向企业再分配收入的过程。我们把它可以再细化一点，可以看成是中小企业向大中型企业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从穷人向富人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过程。

如果大家同意我这样一个看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今天为什么增长模式是这个样子。很简单，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变相补贴企业，补贴投资，补贴生产，补贴出口，所以三十几年来，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强劲，但是我们结构失衡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结构失衡的核心是什么？投资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出口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和我们收入再分配其实是紧密相关的。

我们三十几年的两个双轨制最终导致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因为本来濒临关门的企业被保留下来了，另一方面是政府追求经济增长，不断变相补贴企业，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很严重。

金融市场扭曲严重

现在到了必须要往下改革的关键点，这涉及到金融改革的问题。金融改革在我自己看来，是下一步转型当中最重要的环节。前面提到了两个双轨制，第二个双轨制是说产品市场基本上会放开，但要素市场扭曲还很严重。要素市场扭曲里头最严重的其实就是金融市场的扭曲。

金融改革走到今天已经三十几年了，我们还是在说要金融改革，而且金融改革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我们过去改革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如果要把过去的金融改革做一个很简单的概括。是把金融体系给构建起来了，市场规模已经做的比较大了，做的不太好的地方是市场机制没有发挥作用，治理结构还有很大的问题。

一句话，今天市场经济国家有的很多金融机构，我们几乎都有了。框架已经搭起来了，资产规模已经做的非常大了，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金融体系非常庞大，但是金融体系是由银行主导的，而且大中型银行所占的比重非常大。用一句专业术语来说，就是间接融资比重非常大，直接融资的比重非常低。用直白的话说，银行机构在金融体系当中占比非常高，但是像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这样的比重相对比较低。这对过去制造业的增长是有意义的，但是对支持下一步的创新是非常不利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其中就提到一条，金融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以后像天使基金、创投基金、私募基金、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这样一些融资渠道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政策语言说的是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不断的推动经济发展，这是我们的金融改革应该说取得的一些成绩，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做的不好的地方，是我们的市场做的很大，但是市场机制没有发挥作用。什么叫市场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有了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价格不是市场自由决定的，什么是金融市场的价格？就是利率和规律，但是利率和规律还是受到央行[微博]严重的干预。资金的配置，银行信贷的配比也是受到政府的干预，资本是不能自由的跨境流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是机构很庞大，一方面是我们的市场规模很大，但是市场机制没有发挥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机构已经在国际上排名领先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全世界都是排在前十位。我们几乎已经是占到世界银行[微博]界的将近半壁江山，但是这些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是不是已经达到世界水平？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给大家举两个很简单的例子，一般的商业银行如果面对经济下行，金融风险上升，正常的反应就是防范风险，收缩资产负债表。因为经济开始下行，金融风险上升，意味着会碰到很多的坏账问题。08年、09年我们就是碰到这样的现象，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开始收缩资产负债表，唯有中国银行是相反的，政府一声号令，四万亿，几家银行扩展资产负债表。如果你是国务院总理一定很高兴，因为全国各种机构都来支持你的保增长，现在回过头来批评四万亿，有的学者说问题不出在四万亿，问题出在举国保增长。如果四万亿支持基础建设，不会有那么大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中央一声号令，从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微博]、几家政策性银行、所有的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地方平台、国有企业全部都上来扩张，搞项目，支持经济增长。这个对政府保增长政策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银行资产，对风险的管理来说，是不符合逻辑的。

不相信官方公布的坏账率

我客观的告诉大家，我并不相信官方坏账率的数据，有很多银行界的工作人员说实际坏账率起码要翻一番，也就是4%左右。如果我们问一些投行的分析师，他们用企业数据来倒推银行的坏账率，可能在7-8%，到底是多少，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地方去跟地方的银行做调查，大家都会看到每个分行的行长，支行的行长每天干的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拿五个盖子在盖章，手忙脚乱，不断的来回倒，甚至有的行长说已经看到了坏账，但不能让它变坏，因为它一变坏，就会影响到我。所以唯一的要求就是在我卸任之前不要变坏，有了坏账，想办法给它包装。这样的话，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很明显的坏账数据，但不良资产已经在形成了。

银行董事会在党委领导下工作

第二个例子，很多商业银行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了，照道理来说，他们是有现代市场管理体制的，比如工商银行，在上海上市，在香港上市，跟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企业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实际的运作当中，我们知道他们是有区别的。我认识一些银行的董事，他们工作了很久才发现董事会其实都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的。这里头我并不是说这个体系本身是有问题的，我只是想说它的运作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和现代体制是不一样的。最后会怎么样，不知道，我们有很多这样机构的公司有现代企业的管理构架，但是它的运作不完全和市场标准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实际上意味着下一步可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解决融资难 必须取消利率管制

既然是有这么多钱，我们也做了这么多的改革，这么多的机构，从去年年初以来，我们一直在抱怨融资难的问题。说实话，我自己觉得可能要把融资难和融资贵这两个问题给区分开来，因为融资贵其实是一个市场的反应，而融资难，去年国务院常务会开了三次会议，来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但现在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我记得11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常务会专门做了十项决定，来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说实话，我仔细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其实有相当一批措施是很难真正落实的。

举个例子，国务院要求银行不能对资金定价过高，不能收费太多，或者要引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要发展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些听起来都很重要，但是其实有些是很难落实的，有些是短期内很难落实。

为什么融资难这个问题这么突出？跟我前面说的双轨制是有关系的。政府干预金融市场核心无非就是干预利率、汇率、资金配置和资本流动。在正规市场，中央银行决定基准利率，但在中国，这个基准利率实际是被压低了的。因为要支持国有企业的增长，实际是压低了要素投入品的价格。直接的结果就是资金成本被压低，所以大家都想借钱。但是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价格管制或利率管制的一个直接结果，你必须引进数量投资。因为你被价格压低了之后，谁都想要资金，但是你没这么多资金，只能监管当局说我要对你进行资金配置的干预，资金配置的干预其实就是一个数量管制的直接结果，就是把钱都贷给了大中型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

这样的监管或者市场扭曲，其实把很多中小企业从正规市场请了出来，正规市场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只好到非正规市场去融资。非正规市场过去主要就是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实际上是导致了利率的双轨制。利率的双轨制一方面是在正规的金融体系，银行里头它的利率相对是偏低的，大中型企业获得了比较廉价的融资，但是相当一大批中小企业不能从银行获得融资，只能到银行外去找钱，他们获得的融资成本就会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正规的市场一年期的银行贷款基准利率5%多一点，如果大家真的要去看民间借贷，我相信各位都有经验，到温州去看一看，起码在30%以上，高的我听说有50%的，双轨制和对金融的干预，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很突出。

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我们国家由于双轨制，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变得更加突出。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其实要通过改革取消对利率的管制，取消对数量的管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光要求银行不能乱收费，不能把利率定的太高，其实是不合理的。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介入影子银行 挤出中小企业

影子银行就是有很多人把钱从银行拿出来，做其他的产品。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委托贷款，各种形式，各种形式的特征是什么？第一，他们仍然是一种金融中介，无非就是有储蓄的人把钱借给需要的人，但是不再通过银行来做中介，当然有的还是通过银行，但不是通过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第二，利率是由市场决定的，这样一来的话，有很多专家一开始就很兴奋，如果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把钱从银行拿出来，到市场上来做交易，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发的利率市场化。因为你的利率是在市场上决定的，不是再由央行决定。从理论上来说，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可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但事实上最后不但没有看到缓解的作用，反而影子银行越做越大，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是存在，甚至变得越来越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加入影子银行的不仅仅是原来贷不到钱的中小企业，其实是有相当一批地方平台和国有企业介入到里面。10年、11年这些地方平台都是从银行借款，11年以后，政府说不许银行再借钱给他们，他们到市场上去融，就有很多进入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的市场，他们一融资，直接导致的结果，第一从数量上来说，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因为他进来以后，融资量比较大，他一发产品，把市场给占了，所以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挤出效应。第二，因为地方平台毕竟是政府支持的机构，虽然政府说不会给他兜底，但是投资者并不相信，投资者认为政府的机构怎么可能倒闭！实际上就变成了地方平台在市场上发的产品的收益率变成了一种变相的无风险收益率，因为投资者认为这个机构是不会倒闭的。他如果发8%收益率的产品，相当于是无风险收益率，另外一个企业要来发债，要来发产品，必须把收益率再加三到五个点，这样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就进一步提高。我个人觉得融资难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尤其在经济下行的时候，金融风险上升，这样的话，融资难客观上来说是很难避免的。

政府不应要求商业银行解决融资难问题

但是我们有两个很特殊的机制，使得中国的融资难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第一个就是对正规市场利率的干预和压低，导致了非正规市场利率进一步的提升。第二个是由软预算约束的地方平台进入了影子银行，把影子银行的融资成本、风险成本进一步提高，所以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我自己觉得可能不是简单的跟企业说怎么样，我们过去也看到有很多所谓的定向宽松的做法。比如只是对某一些金融机构降准，希望他们把钱贷给这些中小企业、三农企业，有没有作用？我相信在边际上会有一些作用，但事实上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金融机构不愿意把钱贷给这些中小企业、三农企业。

客观来看，就是因为他风险上升了。你如果直接让这些金融机构增加流动性，从而指望他们把更多的钱贷给这些中小企业，可能不一定是合理的。我觉得最好的做法，政府真的想支持，不能通过货币政策或者金融机构，因为金融机构本身是要考虑风险和回报的。如果政府要支持，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些财政手段。比如农业发展银行他是一个政策性银行，他有了亏损，可以由政府来兜底。这样的工作我觉得可能比较容易，而不是简单的要求商业性的金融机构来做。

金融改革应是下一步核心

金融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内容非常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里头讨论到了金融改革11个方面，这11个方面概括起来，其实是三大领域，第一个是降低准入的门槛，对外资和民资金融机构降低准入门槛。第二个是开放市场，让市场来决定利率汇率和资金的配置。第三个是改善监管，让监管水平提高。

这些改革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但是金融改革里头的困难也非常多。有些困难是跟我们过去不是市场化配置资源有关系，还有一些困难，其实是金融改革最大的难点，就是放开来，有可能会增加金融风险。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改革金融体系，这个道理都很简单，因为我们今天的资金配置是低效率的，要把它放开。但是如果真正放开之后，金融的波动性会增加，也就是说金融危机的风险会提高，到底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很难说。就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影子银行市场不能再继续刚性兑付，怎么去破刚性兑付，要考虑金融稳定的问题，一方面要考虑执行市场秩序，不能由政府或者金融机构兜底，但另一方面要考虑金融市场的稳定，要考虑融资的连续性，这两个之间的平衡是金融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假定金融改革能够推进下去，双轨制的完成，我觉得双轨制下一步最核心的改革就是金融改革，因为金融政策的扭曲，对市场的扭曲，导致的后果最严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金融在现代市场体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最为重要。我个人如果要说一个最重要的改革，我认为金融改革是最重要的。

但是金融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市场的参与者的行为是要规范的。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双轨制里头的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仍然很重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把利率放开之后，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本身并不考虑风险，他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存款利率，从而吸引更多的存款。但是他下一步可能会出现收入不能弥补成本的问题，如果我们看到很多国有企业和地方平台在市场上举债，他也不考虑成本的问题，这样的利率市场化最后会导致非常难看的后果。

所以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前提是参与的机构的行为是要规范的。国有企业改革很重要，简单的来说，就是前面的两个双轨制要继续下去。第一个是金融改革要完成，让市场来决定资金的价格和资金的配置，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国企和国有金融机构的行为要规范。

假定说我们推进下去，中国经济真的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也许就是习主席所说的新常态，新常态的内容很多，我个人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增长速度还会继续往下走，这个很难避免，经济成熟了，增长速度往下走，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第二个是产业升级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过去都是一个低端产品做二十年，以后很难持续，以后会不断的要往上走。第三个变化同样重要，过去三十几年中国经济是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出口和投资不光是对中国经济很重要，中国的出口和投资变成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现在不行了。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会持续下去，但是中国的消费品市场会变得越来越繁荣。第一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消费占gdp的比重会持续上升。过去说中国的消费品市场，一般都是想到奢侈品市场，但其实下一步更重要的，我们能看到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开始往上翻的时候，我们的市场就会变得越来越活跃。

四大消费领域值得关注

我们过去曾经做过研究，假定今天中国老百姓的收入翻番了，他们会把钱主要花到什么地方？我们觉得有四个领域是最受关注的。第一个就是家电和家具，第二个是交通和通讯，第三个是文化教育、旅游和医疗，第四个是金融服务。当老百姓的收入开始增长的时候，他们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长速度会远远超过他们收入增长的速度。最后如果发生这些变化，大家可以想象，过去习以为常的中国经济常态其实已经不再存在了，我们过去靠低端制造业，靠出口，靠投资，现在都已经过去了。下一步我们要靠的可能会有新的发展的是产业要往上走，服务业要不断的扩张，消费在经济当中的比重要越来越重要，对中小企业融资是会有一个巨大的改变。

现金管理能力很重要

如果利率真的市场化了，我们会看到两轨的利率开始趋同，正规市场利率可能会上升，但是非正规市场利率会不断往下走。今天如果你的钱主要是从银行借来的，你的融资成本一定会不断的上升。但是今天如果你的融资主要是从银行以外来的，融资成本会逐步下降。我个人觉得从边际上来说，这样的改革对民营企业其实是非常有利的。过去融资主要靠银行，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渠道，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的企业，可能要把关注的重点更多的放在银行之外。说实话，银行对特别风险大的、风险高的经济活动和企业的融资，兴趣不是非常大，这是由他的金融中介的特性决定的。我们的创新和中小企业更多的是要直接融资，需要靠市场。

这个改变对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企业本身来说，在短期内融资的结构会发生改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短期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经济可能还要下行。经济还要下行对企业来说，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财务管理变得非常重要。经济下行，金融机构资产收缩，风险提高，暂时出现所谓的现金为王，如果你没钱，你很容易被人卡死。股市开始往上走，也许对经济增长提供支持，但是从银行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所有银行风险还是在不断往上走。他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还是在往下走，这个时候作为企业家你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关键要看你有没有创新，你唯有创新才能持续。但是怎么创新，怎么往下走，在短期内财务管理、现金管理是我们能不能生存的最重要的短期的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