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邵东方老师“中西学术的分流舆同流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的讲座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苏轼的《题西林壁》,以其富于理趣而扬名于世。不同的人看待历史,正如当年苏东坡从不同角度看待庐山一样,总是会做出不一样的解读。那么在这个汉学越来越兴起的年代,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学术传统的人对于同一段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解读是不是也会大相径庭?国内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会受到自身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而作出偏误的判断?国外专家们在分析、看待中国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又会戴上一副西方思维模式的眼镜?
2010年3月6日晚上,第二教学楼,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邵东方老师以西方汉学的人文研究为例,为我们带来了他的关于中西学术的分流舆同流以及相关问题的思考。主持此次演讲的是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汪丁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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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虽然中西方汉学研究的对象都同样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但是因为中西方研究者之间存在种种差异——地理差别、文化差别、就历史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理解方法差异、翻译问题等——使得西方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学,和中国史学家眼中的国学往往呈现出分歧的态势。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如西方中国学家在进行汉学研究时,往往是以填补汉学界在该个研究领域的空白为目标,倾向于阅读古今中外大量的相关文献,选择具体、深而窄的研究主题。他们在研究中很有问题意识,但是,因为国外学者们在研究时,容易以西方历史、思想、观念为坐标,所以他们会不自觉地将从自己文化里面所引申出来的问题,慢慢强加于中国学研究上。
这种特点从他们发表的汉学著作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首先,西方汉学著作存在不少学术硬伤,它们往往是非常好的日常读物,但是如果要作为学术著作,则不够“精深”;其次,观念构架有余,但史学材料不足;再次,西方学者在汉学研究中,在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时,会表现出一定的相信“魔力”和“奇迹”的倾向。
当然,西方汉学的研究观念和方法也给了学者们独特的研究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所看到的汉学和国内的国学研究之间得以相互补充。如西方学者们研究的“非汉族统治下的中国”、“中国古代的残疾人和孤儿”等问题,在传统的国学研究中往往是遭到忽视的。可能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最佳写照了。中国学者在研究国学时有一种民族意识,以及文化的在场感,因此在研究中不能甩开主观意愿。而西方学者更多的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相对客观,但是却有将文化放到显微镜下进行科学分析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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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研究的人物与历史
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起先在法国,后来随着美国第一流大学对于汉学的重视,而逐渐转移到美国。邵老师因为在图书馆工作,所以对于许多华裔、非华裔汉学家都比较熟悉。
在演讲过程中,邵老师向老师和同学们介绍了许多国外著名的汉学家,如费正清、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狄百瑞、墨子刻、施坚雅、列文森、史华兹,以及他本人的长期合作者倪德卫等。在简短的学术方面的介绍之外,邵老师也不时穿插一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小花絮。如费正清有一次到十三陵,看到一位美国学者衣衫不整在那里和其他人聊天,就走过去告诉他:对中国人而言,这里和西方的教堂一样,是一个严肃的地方,也请你尊重中国的文化。这些小花絮也让同学们对这些汉学泰斗们有了更立体的认识。
邵老师也对那些著名的华裔汉学家们一一作了介绍。包括洪叶、何柄棣、杨联陞、余英时、黄仁宇、刘禾、瞿同祖、巫鸿等汉学大师和第一流的汉学学者。
对国内汉学研究的建议
在演讲的最后,邵老师对目前国内的中国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第一、传承传统的研究方法,融入西方的学术和语言。但注意,不能将西方的一些方法作为模式生搬硬套。第二、打好坚实的研究基础。要学习好英文,也要掌握好古书。“中国人要有中国姓,这就是中国文化。要有精髓。”第三、扬长补短。第四、赖博以成精。第五、国内目前进行学术研究评估的方法有待商榷。第六、要创造一个自己的品牌,如对“汉字文化圈”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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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老师的演讲,让我们得以不出国门而窥得西方汉学研究的概况,激发了同学们对于中西方学术的分流、同流等问题的思考。对国内学者而言,研究学术问题,不仅要传承固有的学术传统,也要同时进行学术创新,将问题放在全球背景下,那样才能看清楚“庐山的真面目”。
演讲之后,邵老师接受了同学们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