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高校智库——期待制度性变革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黄益平教授

于2015年12月正式开展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其他民间组织推动智库研究的热情。在首批25家试点单位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附属的智库就占到了6家。可见，在我国，高校智库已经成为智库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高校建智库，优势很明显，短板也很突出。

先看优势。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为例。过去二十年来，北大国发院的智库工作之所以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

独立性。高校智库不完全是独立机构，但学者从事政策研究的动机比较单纯，多为学术兴趣加上国家情结，学术独立性较有保证。加之学术气氛自由，针对一个问题产生多种观点的现象很常见，真正达到了“和而不同”的境界。

专业性。国发院的大多数教授不但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同时也常年跟踪、分析实际经济变化。在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政策见解往往更接地气、更具操作性，因此较少出现学者与决策层“不在一个频道说话”的现象。

有效性。智库成绩最终是通过政策影响力来体现的。影响政策的间接渠道是参与、引导公共政策的公开讨论，直接渠道则是以报告、座谈等形式向决策者建言。国发院拥有一批深具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他们与决策部门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其政策主张容易得到公众与决策者的关注，转化为政策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

高校从事智库建设的困难显而易见。除了很多研究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脱节，还存在编制与财务两大障碍。高校的核心功能是教学与科研，因此，人员、经费、考核机制都是围绕这两大功能而配置的。教学看授课、科研看发表，智库研究既不算工作量也很难计入科研成果，多数高校也没有专门经费支持智库建设，所以教授们从事智库工作，就现阶段而言，不但是义务劳动，往往还需要“自带干粮”。

因此，推动高校智库工作就要求制度性变革。比如，智库研究成果能否进入考核体系，算作工作量、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在原有的教授序列基础上，开辟了新的研究员序列，研究员同样有事业编制、同样可以申请升职，薪酬也与教授序列一致。这相当于为智库工作解决了编制问题。另一个问题是经费，除了部分由财政支持，智库经费应主要靠自筹解决。

在高校智库建设热潮中，还应防范一些不当倾向。一是高校智库化。高校本职工作是教学科研，智库只是其职能的一个延伸，应提倡“有能力、有基础者为之”，如果盲目投入，甚至全校动员写政策建议，似有舍本求末之嫌。二是智库幕僚化。智库不是幕僚机构，其主要功能不是论证已有政策，而是提出独立的政策主张。如果不能提供此类思想产品，建再多的智库也于事无补。三是一味追逐媒体影响力。智库应该确立自己的优势研究领域，尽量只在自己懂的问题上发表见解，不要做万金油，尤其不能信口开河。四是目标数量化。有的智库把每年递交报告的数量、领导批示的次数当作最高追求，这违背了智库发展规律，甚至会鼓励投机，使智库建设变质。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刊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