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润园看两会系列访谈（一）黄益平：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绝对作用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人民日报--海外网3月5日电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金融改革今年也将继续纵深发展。中国的金融改革关键是什么？金融监管制度改革该如何推进？未来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力度如何？如何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海外网推出“朗润园看两会”访谈系列，第一期将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黄益平，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黄益平认为，今年金融改革重点方向很多，但改革的核心是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监管机制改革方面，需在金融监管政策协调和宏观审慎制度两方面实现实质性的推动。建议在国务院层面建立一个高层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构建有效的协调机制。

黄益平教授

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绝对性作用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讲话的决定，金融改革其实提了11条，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市场机制如何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包括汇率和债券收益率的市场化决定一直在推动，其中可能也包括货币政策的转型。

“过去是行政、量化、直接的政策措施为主，未来会转向间接、价格型的货币政策框架。利率市场化，汇率增加弹性，最终都要走向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黄益平表示。

同样，对于中国僵尸企业难清除问题，黄益平认为核心应该是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绝对性作用。

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是因为僵尸企业占有了大量金融资源，压低了总体的经济效率。这也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走向可持续增长的最突出的障碍。市场机制运转好了，产业升级才有可能，提高金融资源利用效率才会有明显进展。

监管机制改革:建议在高层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

黄益平认为今年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有两方面，一是金融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的重构；一是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构建。过去几年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风险，都跟监管政策缺乏协调有关。去年各界提出了很多监管机构重组的方案，但简单的机构合并或者分设不一定能彻底解决政策协调的问题，因为现行监管体制是基于分业监管的法律基础。短期内也许还是应该在国务院层面建立一个高层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与现行一行三会基础上的部级协调机制相比较，政策效果可能更好。

“核心是一个好的监管部门，需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金融监管是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工作，不是一般性的泛泛而谈就能够解决问题。”

其次，对于当前中央比较重视的防范系统性风险问题来说，黄益平认为碰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宏观审慎监管，这个方向可能会变得比较重要。“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即便把每一家机构都管住了，并不能保证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有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所以宏观审慎监管是当务之急需要做的。”

加强互联网金融统一监管或势在必行

当下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两套标准会导致套利行为的产生，滋生风险。加上互联网金融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比较弱。一旦平台出问题，其变成系统性风险源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原来线下的金融机构。黄益平认为，当下加强互联网金融统一监管可能势在必行。

黄益平认为，全国和地方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标准应该是统一的。“现在的监管框架其实是地方金融办和银监局双头承担责任。这个框架到底能持续多久，很难说清楚。因为两者共同承担责任，必然会导致责任分担主体不明的结果。”

但不得不承认，互联网金融监管高层监管资源是有限的。比如理论上来说，p2p最好由银监会统一监管，统一负责。但目前银监会的人力资源是短缺的，监管全国几千家的p2p平台明显人手不足。所以实现互联网金融的全国性统一监管存在一定困难。

最后，对于中国金融如何“走出去”，黄益平认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关键是要有相应的自身能力，在管理、技术、品牌和营销等方面有相应优势。建议海外投资，尤其是和一带一路相关，要和对方国家合作，共同承担责任。同时以市场化作为导向，以及通过项目作为参照。（耿佩）

以下为采访实录：

市场机制在资源资源配置中发挥绝对性作用

海外网：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金融改革今年也将继续纵深发展。您认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黄益平：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讲话的决定，金融改革其实提了11条，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市场机制如何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包括汇率和债券收益率的市场化决定一直在推动，其中可能也包括货币政策的转型。

过去是行政、量化、直接的政策措施为主，未来会转向间接、价格型的货币政策框架。利率市场化，汇率增加弹性，最终都要走向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

海外网：在去产能工作中，僵尸企业为何难清除？如何推动去僵尸企业的工作？

黄益平：僵尸企业除不清有很多具体的原因，就业的问题，增长的问题，社会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要解决，不管是什么原因，僵尸企业其实是它已经资不抵债，已经不能自负盈亏了，但它还是在继续生存，实际是我们的市场机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是因为僵尸企业占有了大量金融资源，压低了总体的经济效率。这也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走向可持续增长的最突出的障碍。市场机制运转好了，产业升级才有可能，提高金融资源利用效率才会有明显进展。 

监管机制改革:建议在高层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

海外网：自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继续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监管体制如何改革就备受关注。您认为，今年金融监管机制改革将会怎样推进，如何构建与当前金融业态创新相适应、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如何严控系统性风险？
 
黄益平：今年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有两方面，一是金融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的重构；一是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构建。过去几年金融体系中的一些风险，都跟监管政策缺乏协调有关。去年各界提出了很多监管机构重组的方案，但简单的机构合并或者分设不一定能彻底解决政策协调的问题，因为现行监管体制是基于分业监管的法律基础。短期内也许还是应该在国务院层面建立一个高层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与现行一行三会基础上的部级协调机制相比较，政策效果可能更好。

核心是一个好的监管部门，需要有一定的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金融监管是一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工作，不是一般性的泛泛而谈就能够解决问题。

对于当前中央比较重视的防范系统性风险问题来说，碰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宏观审慎监管，这个方向可能会变得比较重要。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即便把每一家机构都管住了，并不能保证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有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所以宏观审慎监管是当务之急需要做的。

加强互联网金融统一监管或势在必行

海外网：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呈现“井喷式”发展。眼下，为期一年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已经进入收官阶段。网贷发展也处于行业分化加剧、风险持续或加速释放的阶段。未来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力度如何？如何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

黄益平：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比较宽松的监管框架，二是填补了传统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空白，第三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数据加上移动终端，使得很多的金融交易成为可能。现在最成功的就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变成一个大机构主导，几家主导了行业。他们到目前为止从普惠金融也好，看对传统行业的冲击也好是最成功的，真的是让每个老百姓都很容易享受了金融支付的服务。但是其他的一些领域，其实现在问题都非常的大。

我觉得下一步的监管还是要考虑把它纳入到总体的监管框架里面，有的说要对他们适度监管或者是放松监管，我其实不是特别同意。当下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两套标准会导致套利行为的产生，滋生风险。加上互联网金融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比较弱。一旦平台出问题，其变成系统性风险源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原来线下的金融机构。

海外网：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制定互联网金融的行业政策怎么去把握这个松紧度？

黄益平：这个很难把握，是我认为应该统一监管标准，全国应该是统一的。现在的监管框架其实是地方金融办和银监局双头承担责任。这个框架到底能持续多久，很难说清楚。因为两者共同承担责任，必然会导致责任分担主体不明的结果。理论上来说，p2p最好由银监会统一监管，统一负责。但目前银监会的人力资源是短缺的，监管全国几千家的p2p平台明显人手不足。所以实现互联网金融的全国性统一监管存在一定困难。

海外网：谈一谈互联网金融如何运用金融技术促成其发展？

黄益平：互联网金融有两个方面，从实际操作来说，一个是获客，一个是控制风险，很多金融交易最好就难在这个地方。

互联网技术的好处一个是移动终端，一个是大数据分析。移动终端，直接好处就是潜在市场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公司就是通过移动端把市场做起来的。有的公司一开始不知道做什么，但是做起来以后把这些粘在移动终端上面，其获客成本很低。

它其实相当于在很大程度替代了原来要面对面用人工完成的很多工作，把平均成本降下来了。甚至有的人说长尾效应，建一个主机以后，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建起了以后，再增加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客户，成本没变，服务的面一下子扩大了。

过去普惠金融一很很难做，因为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做净调的话第一难度很大，第二成本很高，最后便成了不了了之；要不就是变成政府支持补贴，要么就是推不下去。互联网金融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通过应用这种新的技术，走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

海外网：互联网金融科技未来的前景和趋势如何？

黄益平：首先它确实有很好的技术、市场、潜力。我们也看到了成功地方，比如第三方支持，比起传统的支付，应该是很成功的。但是互联网金融科技里面确实有很多风险问题没有解决。

海外网：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下，企业所需的资金量不断增加，配套的金融服务也亟待提升。面对国内政策收紧，全球经济不稳定因素加重，该中国金融业该如何真正走出去？有哪些建议？

黄益平：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关键是要有相应的自身能力，在管理、技术、品牌和营销等方面有相应优势。建议海外投资，尤其是和一带一路相关，要和对方国家合作，共同承担责任。同时以市场化作为导向，以及通过项目作为参照。

本文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