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预计,明年的经济工作会延续稳中求进的基调,在充实需求侧稳增长措施同时,会尤其着力加快推进供给侧关键领域结构性改革。如果政策应对得当,“十三五”期间经济走势可能会“先低后高”,经济增速在6%上下筑底完成周期转换,并在下一轮景气周期阶段冲刺高收入经济水平。
香港文汇报记者 马琳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继续回落,下行压力持续。化解产能过剩、缓解企业经济困境、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等问题困扰经济发展。自2007年开始的这一轮经济下行调整,至今已经接近8年,中国经济仍未能走入低谷,为何此轮调整会如此艰难?
卢锋认为,这一轮经济调整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是周期调整与结构调整双重叠加的产物。一方面,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开放追赶派生出种种失衡矛盾,常规货币信贷与银行表外业务高速增长,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飙升与cpi明显上涨,“民工荒”现象提示劳动市场需求偏紧压力,2007年经济过热与扩张达到极致,综合矛盾发酵与释放推动经济运行朝调整阶段转变。这几年宏调政策收到减杠杆与稳增长、挤泡沫与防风险、ppi负值与cpi正值之间多重矛盾约束,而面临“刀刃上的平衡”。
“另一方面,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与本币实际升值‘内挤外压’,煤炭、钢铁、电力等重工业部门外延扩张接近峰值亟需增长动力部门的结构转换,又倒逼中国经济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周期叠加结构,使得本轮经济调整异常困难”。卢锋说。
面对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不少学者认为“刺激”是经济企稳的良方,意图从需求侧发力提振经济。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可能引发的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中国实施了四万亿刺激政策推动经济增速实现v型反转,同时对全球经济很快转入复苏做出特殊贡献。然而,货币信用急剧扩张反弹也使本应调整的结构失衡矛盾有所加剧,自2011年起中国经济再次陷入回落,且矛盾变得更为复杂。
“显然光靠‘刺激’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十八大后,中央高层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近期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会议透露出的讯息看,经济工作的思路已经从刺激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改革,希望通过需求与供给双侧加码提振经济。”卢锋说。
“供给侧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卢锋表示,提供给侧,实际上就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通过制度改革与创新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灵敏应对新形势的变化,是中央在特定形势下做出的一种更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
卢锋预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为每年级别最高的经济会议,在延续稳中求进的基调下,一定会在供给侧关键领域结构性改革方面加码,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城镇化及去房地产库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针,都将大概率出现在明年经济工作的工具箱中。此外,明年的财政政策很可能会走在货币政策前面,包括推进营改增结构性减税、扩大中央财政赤字等,力度会更大一些。
对于未来经济形势的研判,卢锋认为,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塑造了近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目前,中国经济仍处于本轮调整隧道的最深部位,产能过剩与投资减速尚未见底,僵死企业退出与金融风险释放有待突破,新旧增长动能交替转换仍处于胶着相持状态。对冲经济下行风险并保证经济周期转换平顺推进,并在新一轮景气成长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有待关键领域深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尽管困难重重,但应该看到,当前经济形势还是有一些有利因素。如调整期就业形势至今较为稳定,居民收入与消费维持较快增长;贸易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西部地区加速‘弯道追赶’,区域发展日趋平衡态势。”卢锋说。
因此,卢锋提出,对于本轮调整,政策应对“等不得、急不得”。需坚定保持定力与积极调整信心,在丰富充实需求侧稳增长措施同时,尤其要着力加快推进供给侧关键领域结构性改革,并通过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拓宽更高水平发展实践需要的思想观念边界。从目前形势看,如果政策应对得当,“十三五”期间经济走势可能会“先低后高”,经济增速在6%上下筑底完成周期转换,并在下一轮景气周期阶段冲刺高收入经济水平。
建立市场出清机制 打通去产能“最后一公里”
对于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卢锋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的四个“歼灭战”,即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将成为明年供给侧改革突破的关键领域。这四个问题都算是老生常谈,但今年从供给侧发力,不仅很具新意,而且非常切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特点。同时,“歼灭战”的用词上,也能看出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可能出现的困难局面,做好了充分准备。
对于化解产能过剩,卢锋说,“这几年,通过‘宏观相对价格’变动,市场试图对过剩产能进行调节,现在物价下降非常厉害,很多产能过剩行业已经不赚钱,这就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但是由于金融部门和地方政府出于维持稳定的考虑,一些本应退出市场的企业却通过一些保护性政策得以继续存活,这是当前去产能面临的最大问题。”
这些僵尸企业如何才顺利退出市场?卢锋指出,这次强调供给侧改革给出了思路。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力量和价格机制调产能,不是再用过去限制投资那套老办法;另一方面,金融和地方政府要改变稳定压倒一切的想法,现在民生、消费、就业都还相对稳定,结构调整的力度为何不能再大一点,建立市场出清机制,打通市场调节产能“最后一公里”。
总理关切企业结构性减税
提及降低企业成本,很多人会想到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在卢锋看来,融资成本实际上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比如保持基准利率、货币间无风险利率不要太高。这次再提“降低成本”, 不是仅仅是在强调降低融资成本,也包括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制度成本等增加供给线灵活性的措施。
事实上,中国企业一直背着赋税与制度成本过高的沉重负担。根据中金公司发布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宏观税负高达37%,已经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平均在30%~35%之间)。而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显示,中国企业缴纳社保比例在被调查的200个国家中排名第11 ,g20中只有法国排在中国前面。
卢锋透露,在今年11举行的总理经济座谈会上,李克强就重点向与会的企业家们关心了结构性减税的问题,希望能够企业进一步减负。
卢锋认为,明年的财政政策应该会被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在目前企业杠杆率较高而中央政府债务率较低形势下,可通过适度增加政府债务用于减税、增加民生支出与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尤其应尽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适当降低社保费率决定。
房地产要起经济稳定器作用
时隔37年,中央再次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背后有哪些深层含义?卢锋指出,由于库存过大引发的房地产投资回落是此轮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套开中央城市会议,凸显出房地产在稳增长中的重要性。从此前中央透露出的消息看,此次房地产去库存或将与新市民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是在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房地产周期调整中,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
卢锋说,今年,内地楼市行情出现分化格局,大部分三四线城市楼市仍处于低迷状态,二线城市销售与价格冷暖不均,一线城市则销售与价格回升,个别城市甚至出现价格一度快速反弹形势。如果房地产去库存抓住农民工转市民这一历史机遇,消化掉三四线城市库存,或将带动房地产投资新一轮回暖。
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卢锋指出,金融机构的改革是当前做的比较好的领域,但也要注意防范新风险的产生。很多金融风险都是在新的环境中产生,而当前互联网金融创新异常活跃,出现具有庞兹融资性质的商业模式,利用互联网融资市场渗透力强的特点快速扩张,并对金融系统引入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因素,对防风险增加新的压力和挑战。
卢锋同时指出,早期经济快速扩张带来的诸多问题,最终都会不同程度在金融部门里有所体现,比如债券兑付困难、银行坏账增多等。在经济调整的最后阶段,要加强对金融风险触发因素研究预判,对超预期小概率事件的冲击未雨绸缪。
粮食出现周期转变 cpi或继续下行
在专访中,卢锋还特别提醒粮食问题可能会对明年经济运行带来不确定因素。他指出,近来粮价较大幅回落显示中国粮食多年产量、进口、库存“三量齐增”格局难以持续,粮食经济可能将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消化第四次相对过剩的周期调整考验。从早先多次调整经验看,消化粮食相对过剩不会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基本目标,但会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与消费、劳动力转移以至短期宏观经济形势产生不同程度影响。而粮价的回调又会使得明年cpi下行压力加大。
卢锋指出,今年出现的粮仓爆满与粮价下跌情况,可能会终结粮食生产连年增产局面,引导明年甚至今后几年粮食产量下行调整;影响农民收入,拖累农村消费增速;改变近年粮食进出口变化态势;可能还对消费物价产生影响。依据有关cpi对粮价弹性估计,如果明年粮价下降10%到15%或许会拉低cpi约0.8到1个百分点。这将对政府的结构调整带来新的压力。
“不过,粮价下调与粮食生产比较收益降低,会在边际上降低农民工转移的机会成本并相应增加转移激励。”卢锋认为,新一轮粮食市场周期调整,有可能成为决定本轮宏观调整探底时点的“最后一只靴子”。
文章来源:香港《文汇报》2015年12月20日a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