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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跻身高收入国家有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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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优势远没用尽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以该国人均gdp和发达国家的相对水平来衡量的，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果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不能高于发达国家，则将无法缩小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相对差距，“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就会出现。
一国人均gdp的增长是建立在以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上。西方发达国家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来，收入水平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国家，其技术和产业一直领先于世界。它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能依靠自己进行成本高、风险大的发明来获得。自上世纪初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达到2%，加上人口增长，年均gdp的增长大约为3%。
我国要实现人均gdp的持续增长同样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样风险小成本低。利用这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比发达国家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实现向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迈进。我国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能够实现30多年年均gdp接近10%的高速增长，就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的结果。
从2010年以来，我国的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是否代表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用尽，将告别高速增长的年代？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世界上利用后发优势而获得了最佳经济增长表现的日本和“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在维持了20年8%到10%之间的高速增长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5%到7%，甚至更低。我国已经维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发优势的潜力已经利用殆尽。另外，有些国内外学者根据历史数据，发现当一个国家以1990年不变价的国际元来衡量的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时，经济增长的速度会降到7%以下，向发达国家3%的速度逼近。
不过，后发优势源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这个差距如何衡量？最好的指标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和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这是因为人均gdp的水平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就是平均的技术和产业附加值的水平。
2008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与美国的差距，新加坡在1967年与美国的差距，韩国在1977年与美国的差距。日本从1951到1971年平均每年增长9.2%，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平均每年增长8.6%，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平均每年增长7.6%。在后发优势相同的情况下，既然这些经济体可以实现20年年均7.6%至9.2%的增长速度，据此推算，从2008年开始我国应该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上述的分析也说明，不能简单以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作为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的分界点，因为同样是11000国际元，在不同年代跟最前沿国家的人均gdp，也就是技术和产业的差距是不一样的。当美、新、韩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时，它们的人均gdp分别已经是美国的67.3%，51.3%和45.2%，而我国达到同一水平时，则只有美国的30%左右，后发优势的潜力比上述经济体还会大很多。
也不能简单以我国已经利用后发优势30多年来推论我国的后发优势已经消失，因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增长是在作为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的基础上开始的，在取得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我国和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以及技术、产业的差距还很大。
减速更多源于外因
那么为何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持续下滑，而且继续下滑的压力还很大？
一般的看法认为，增长的持续减速是由于我国经济中，国有产权低效、高杆杠率、人口老龄化、不可持续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等内部结构因素。这些结构问题一时难以根除，因此，国外一些唱空中国经济者认为，即使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经济仍将持续下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去年下半年以来股市、汇市的波动则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我国经济未来前景的悲观看法。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我国经济确实有许多有待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实际上主要是由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引起。2010年和我国处于相同发展程度的其他三个金砖国家——巴西、印度、俄罗斯——的增长速度分别为7.5%、10.3%、4.5%，2014年分别下降为0.14%、7.3%和0.6%。增长下滑的幅度更大。它们并没有国有企业效率低、人口老化、投资比重过高的问题。不仅如此，韩国、新加坡等高收入、高表现、外向型经济体，2010年的增长率分别为6.5%和15.2%，2014年则下降为3.3%和2.9%。这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不应该有多少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但是，同期增长下滑的情形比我国还严重。只有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才能解释为何这些经济体在同一时期都遭遇相同的增长减速。
其实这种同期增长速度普遍下滑的现象并不难理解，从统计分析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三个来源：出口、投资和消费。首先，1979年到2013年间，我国平均每年出口增长率是16.8%，而由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尚未从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增长乏力，消费不振，所以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长锐减。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东亚出口导向型发达经济体同受此影响。其次，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我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去支持投资，启动需求，这些项目大多已经完工，在国际经济尚未恢复常态、外需不足时，如果没有新的稳增长的投资项目，投资增长率必然出现周期性下降。在上述情况下，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就只剩下消费一项，我国因为就业尚未受到太大影响，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还维持在8%左右，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出口比重高的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则面临家庭收入和消费增长的下滑，所以，gdp增长下滑的幅度远比我国大。
内需潜力仍然巨大
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遭受冲击的美欧等发达国家出于政治原因难以推行降低工资、减少福利、金融去杆杠、政府减少财政赤字等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有可能出现长期增长疲软，弱化了国际需求，我国未来的增长将更多依赖内需。
“十三五”期间我国政府设定的增长目标是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由于外需增长疲软，上述增长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内的国内需求的增长。我国在这两方面潜力足、回旋余地大。
首先，从供给侧来看，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我国在2014年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1.3万亿美元，这些都是国内自己不能生产，或是质量比国内生产高的产品，在这方面可以投资的机会很多，经济回报率很高。
其次是基础设施。我国过去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不少，但是，主要集中在城际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如地铁、地下管网等则还严重不足，这方面的投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都很高。
第三是改善环境。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保方面的投资会有很高的社会回报。
最后是城镇化。我国现在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56%，发达国家城镇人口一般占80%以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化将不断推进，随之需要大量的住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
上述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具有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这些都是补短板，在短期创造需求，增加就业，建成后可以从供给侧提高生产力，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属于超越凯恩斯主义的举措。产业升级是以企业家为主体按照比较优势和市场需求变化，进行产品升级换代的投资，政府的投资则主要是集中在为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环保投资和城镇化的建设上。
在经济面临下行的情况下国内尚有大量好的投资机会，这是我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跟高收入的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前沿，经济下行出现产能过剩，很难找到下一个增长点。其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是把老旧的基础设施改善一下，这种投资回报率低；发达国家的环境也相对较好，城市化已经完成。所以，在经济下行时，判断我国的发展前景和应对举措，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参考。
财力雄厚保障投资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需要有好的投资条件，在这点上我国也同样具备许多优势：
首先，我国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积累的负债总额占gdp的比重不到60%。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都已超过100%，我国运用财政政策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平台借银行或影子银行的短期债务来进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出现期限不配套。去年以来财政部允许地方政府发城建债来置换其在银行、影子银行的欠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必要时可以加大这方面的力度来支持基础设施投资。
其次，我国的民间储蓄接近gdp的50%，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可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民间投资，包括开放民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第三，投资需要用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我国则有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
以上三点是我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它们面临外部冲击和经济周期性下行时，经常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情况不好、民间储蓄率低或外汇储备不足的瓶颈限制无法投资。另外，我国的银行利率和准备金率高，政府也可以用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等增加货币供给的政策来支持投资，不像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利率已经在零的水平，出现了流动性陷阱。
这些有利条件在“十三五”期间都不会有变化，把它们利用起来，在必要时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撬动民间投资，用货币政策增加信贷支持有效投资，改善供给侧结构，就会创造就业，促进消费。即使外部条件相对不好，出口增长疲软，在有8%增长潜力的条件下，依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也有条件和能力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年均6.5%以上的经济增长，使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作者简介】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曾在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任期届满后返回北大，继续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本文来源：观察者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