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题记：在2016年12月18日由北大国发院主办的首届国家发展论坛上，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做了“全球变革时代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主题演讲，主要分析解答了以下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连续7年下滑，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底部在哪里？会不会突破“十三五”规划所讲的6.5%？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滑，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增长下滑是全球性问题，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不足带来的世界需求疲软。要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必然要看未来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情况，以及我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动力。林毅夫教授认为未来几年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是非常不利的。但是，通过将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与供给侧改革中的补短板相结合，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

以下是我们精编的林毅夫教授发言主要内容。

林毅夫教授

首先，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增长表现下滑是全球性的，存在共同的外部问题，共同的周期性问题。

流行观点认为，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肯定有不少内部问题，包括经济体制，比如说国有企业占比还相当高，国有企业表现还欠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中国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既然市场没有完全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另外，最近热议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有人也认为这是我们连续第七年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林毅夫教授认为这些问题都实实在在存在，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但是，要看中国经济就必须在全球变革的视角下来看中国经济。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同样也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深深影响中国。

因此，在分析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原因时，我们应该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表现如何。比如说，在世界上与我们同等发达的金砖国家，我们在2010年的经济增速是10.6%，2015年的是6.9%。同时，巴西在2010年的经济增速是7.5%，2015年的是-3.8%，与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俄罗斯的2010年经济增速是4.5%，2015年的是-3.7%，与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印度的2010年经济增速是10.3%，与我们的10.6%在同一个水平，2015年的是7.6%，稍高于我们的6.9%，但是下滑态势与我们完全一致。而且，在看印度2015年7.6%的增速时，林毅夫教授认为，还要考虑两点因素。第一点是，印度在2012年的经济下滑幅度比我们深，我们2012年是从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则是从10.3%降到5.1%，因而印度2015年的7.6%有触底反弹的因素存在；第二点是，在2014年年底，印度调整了国民统计的方法，这一调整使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一旦将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那么印度在2015年的增长速度也在7%以下，与我们别无二致。

而这些金砖国家并不存在所谓国有企业比重过高的问题，他们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改革，也不存在我们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但是，他们的经济表现与我们一致，甚至比我们更糟。林毅夫教授认为，必然存在共同的外部问题，共同的周期性问题，还可以通过观察东亚这些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来证明这一观点。比如说，新加坡的2010年经济增速是15.2%，2015年的是2%，与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我们的台湾，2010年的增速是10.8%，2015年的只有0.7%，与我们一样下滑，下滑的幅度同样比我们深；再看邻国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5%，2015年的是2.6%，增速同样下滑，下滑幅度比我们还深。这些所谓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并不存在以上所谓的体制机制问题，然而经济增长表现与我们完全一样，并且比我们还糟。

然后，林毅夫教授指出，共同的外部问题来自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不足带来世界需求疲软。

放眼世界，不难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在世界经济比重超过半数的这些发达国家经济还没完全复苏。在危机爆发前，发达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速在3%到3.5%之间。但是，欧盟2015年的经济增速只有1.3%；日本固然有旨在复苏日本经济的安倍经济学，但日本2015年的经济增速只有0.5%。经济增长速度慢，失业率就维持高位，家庭收入增长就缓慢，消费增长就疲软。然而，这些发达国家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这就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疲软。

在这些发达国家当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但美国2015年的经济增速也只有2.4%。美国的失业率似乎状况也比较好，现在已经达到了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4.9%。但是，在考虑美国失业率的时候，需要先了解美国失业率统计制度。在美国，如果一个劳动者失业了，并且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去找工作，那么这个劳动者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了，并不计入失业人数中。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还需要参考另外一个指标，那就是劳动参与率。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前低3个百分点。如果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处在历史高位的8%到9%之间。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家庭收入增长缓慢，加之美国家庭危机前负债过重，现在还要节约还债，降低杠杆率，以致美国消费增长非常疲软。

这些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疲软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疲软，危机之前世界贸易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但在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增长率放缓，现在世界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增长率还低。众所周知，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项。以我们国家来讲，从1979年到2014年，我们的出口增长年均16.4%，但2015年中国出口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下滑了7.7%。出口下滑必然影响到每个出口占比高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像中国、其他金砖国家以及东亚这些高收入、高表现的经济体。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投资增长。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后，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中国有 “四万亿”，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地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七年时间过去了，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项目建成了，但国际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出现，那么投资增长也必然下滑。以中国为例，“十一五”规划期间年均投资增长25.5%， “十二五”期间年均投资增长18.8%，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且“十二五”期间越往后下降的越多，如2015年投资增长只有10%，考虑到投资品价格下滑因素，真实的投资增长也不过是12%，这与整个“十二五”期间年均18.8%还低了8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影响。

在这种状况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消费增长。我国消费增长状况良好，原因在于我国良好的就业状况，进而良好的家庭收入增长状况。以2015年为例，家庭收入增速为7.5%，高出gdp增速0.6个百分点。在这种状况下，我国消费增长维持在8%左右，这也就是为什么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还能够达到6.9%的原因。其他国家的出口下滑情形与我国一致，投资下滑情形与我国一致，但收入增长比我国差，消费下滑幅度比我国大很多，所以他们的经济表现就比我国差很多。

从以上这些因素来看，持续六年的经济增长下滑，以及今年经济增长下滑至6.7%，有相当部分原因来自这些外部、周期性因素。因此，要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必然要看未来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情况，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到底怎么样。

接下来，林毅夫教授分析研究了未来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情况，认为未来几年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是非常不利的。

从外部来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长期停滞状态。众所周知，一国金融危机的发生源自于其内部结构性问题。只有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但是，从2008年危机到现在的七年时间里，发达国家每年都谈结构性改革，却一直未落实。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是什么，是减少福利、金融去杠杆、减少财政赤字。减少福利就是要减少消费，减少金融机构的杠杆就是减少金融机构支持家庭和企业的投资和消费，如果杠杆减少，投资和消费就会下降。政府的财政赤字是用来支持投资消费的，财政赤字减少，投资消费也会减少。如果发达国家要推行结构性改革，那必然要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往下调整。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如果经济增长率再往下调，失业率必然增加，失业率现在已经很高了，在这种状况下从政治上面就很难去推行结构性改革。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到现在已经25年的时间过去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所以，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林毅夫教授认为，未来几年的外部环境相当不好。在这种状况下，要谈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够。

接着，林毅夫教授分析研究了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认为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与供给侧改革中的补短板相结合，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

内部经济增长就是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在我国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可以结合结构性改革，即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可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而且，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与补短板结合并往前推进，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其他内容创造有利条件。

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有两部分，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林毅夫教授首先分析了投资需求与补短板的结合。第一个是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的生产过剩，这些都是中低端行业，还可以产业升级，并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2015年我国从国外进口的制造业产品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产品都是国内自己不能生产的、具有高质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产品。为此，可以升级这些产业，要产业升级就要投资。第二是基础设施，我国基础设施像地下铁路、地下管网还有非常多的缺口，存在很多投资机会。第三个是环境，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严重，要推行绿色发展，当然也同样是要投资的。第四个是城镇化，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6%，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0%，所以我国还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要进城，要住房，农民要进城就必须提供公共服务，这些都是要投资的。而且，以上这些投资不管从经济回报，还是从社会回报来讲都非常高。

要投资需要钱，从钱的角度来看，我国也是相对有优势的。现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而发达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这代表我国财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间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可以用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投资。除此之外，我国民间储蓄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将近50%，属于世界最高的国家。并且外汇储备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可以保持一个合适的投资增长率。

有了投资增长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就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有好的就业状况，家庭收入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有了比较快的收入增长就可以支撑比较好的消费增长。

投资跟消费增长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可以认为，我国可以达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5%以上的增长。这将保证我国可以在2020年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并且，我国每年可以贡献世界增长的30%，仍然将会是世界增长的引擎。

（唐诗晨整理，张彤编辑，林毅夫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