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艳：民意难测：为何希拉里赢了民调输了选举？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从美国总统大选看民意调查的未来

民意调查是反映民意还是误导民意？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后，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显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大选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胜选概率高于70%，更有民调机构给出99%的胜选概率。大选结果出来后市场一度极度恐慌、至今多地仍出现抗议的事实，表明各方尚在艰难地消化民意调查结论和现实之间的冲突。

为什么经受了近两百年考验、本应相当成熟的民意调查产业，会出这么大的差错？ 是民意更难测了，还是现有调查民意的方法跟不上时代变迁了？我们首先从选样代表性、受访者真实意愿披露、民意调查是否影响选举结果等三个主要环节展开讨论。

一、 民意调查为何不能准确反应民意？

预测总统的民意调查要能准确反映民意，几个关键假定得成立。第一，民意调查受访者和最终投票选民非常类似；第二，受访者在民调中都表露了自己的真实投票意愿；第三，民意调查本身不会改变投票结果。而本次美国大选至少出现了三处和历史不同的状况，让上述假定是否成立值得深究。

首先，民意调查受访者是否是选民的代表性样本？也就是说，民意调查受访者能否被看做全体投票选民的缩微版？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即便可以知道所有选民的名单，由于并非每个合格选民都去投票，究竟谁是投票选民无法事先得知。只有到了投票完成的那一刻，“2016年投票选民”这个总体才能呈现。因此民意调查不得不依赖历史选民数据来建立调查抽样框。这时就要相信一个假定，即2016年的投票选民和过去相仿。这种相仿，得在投票选民在各州的比例、投票意愿、性别、种族、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城乡分布等各个角度都有所体现。

当然，无法事先得知投票选民总体这一点，对于历届选举预测都有。为什么今年可能是个问题？今日的美国究竟发生了多少变革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和事实来揭示，但至少从事后的投票率来看，2016年的投票率为48.23%为历史最低，比2008年低了近9个百分点，也比2012年低了近6个百分点（图一）。为什么更多选民不愿投票？投票选民的结构是否会和过去显著不同？例如，有没有可能选战的丑陋导致一些人不愿投票？美国男性真实收入的中值还低于1970年的收入水平的大趋势下，会不会原本不关心政治如今却要用投票来争取保护自己的利益？投票率的大幅变化，恐怕意味着假定今年和四年乃至八年前状况类似过于大胆。

​​​​​图一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

数据来源: wikipedia

其次，民意调查受访者是否表露了真实投票意愿？也就是说，受访者是否可以毫无忌惮地表露自己的想法？这一点存在疑问有两个原因。一是调查方式的变革，二是候选人的特征。随着技术的革新，民意调查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早先的电话访问、信件询问等，更多转向利用互联网和手机来调查。由于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上留下的痕迹很难抹去，隐私保护比过去更加困难，人们要在互联网环境下讲真实想法就需要更多勇气。

另一方面，今年选战的第二个与众不同，在于媒体前所未有地集体攻击其中一位候选人。当媒体不断嘲笑特朗普的粗鄙下流时，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也被污名化。最典型的标签就是希拉里所说的特朗普支持者是“一篮子蠢货（basket of deplorables）”。从大选之后多地发生抗议活动而支持者却不敢庆祝胜利这一点来看，并非双方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调查方式使保护隐私更为困难、表露真实想法更可能导致自己被贴标签为蠢货这两点，让民意调查容易遭遇典型的“选择性偏误”的陷阱：那些支持特朗普的民众，或者沉默而不接受调查，或者接受调查而不承认自己支持特朗普。

第三，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否会影响大选的最终结果？主流媒体一边倒报道希拉里将高概率当选，会不会导致一些希拉里支持者觉得胜券在握而不去投票？又会不会导致一些特朗普支持者感觉这是“最危险的时刻”，不是放弃争取而是更加为特朗普获胜而奔走呼号？

2016年的美国，党派分化远比过去严重得多。根据预测网站fivethirtyeight的统计，2016年是美国自1914年有众议员选举以来，首次出现所有州在总统选举和众议员选举中，同时投给同一个党派这一现象。德国的wolfgang donsbach回顾了民意调查是否会影响选举结果的文献，认为并无定论。但作者自己的研究表明，民意调查发生的环境越中性时民意调查对于最终结论的影响就越小；反之，如果民意调查的双方对立程度越甚则越有可能产生影响。另外，如果民意调查会影响选举结果，那么主要是通过影响人们的投票意愿的渠道而发生。美国两党的这种极度分化下，忽略民意调查一边倒支持一位候选人的态势会对投票选民的心理影响，可能是预测偏差的重要原因。

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尘埃落定，但党派分化的厉害程度、双方支持者的对立程度，都始料未及。这也表明民意调查机构在捕捉民意方面的效果差强人意。其实现实中民意也有其他体现渠道。比如感恩节相关报道指出，特朗普面具的销量高于希拉里；也有人工智能系统采用社交平台的两千万数据点，在“邮件门”事件发生前，预测特朗普获胜。只是对于这些和标准民意调查相左的政策，民调机构并未引起足够关注。

二、 民意调查何去何从

民意是否更难测了？这首先要看调查者是否有尊重民意的谦卑态度。研究人员有没有自认为掌握真理的一种自大倾向，以致遮蔽了对真理的探索能力？例如，特朗普的支持者一直被刻画成被时代抛弃又没有脑子的蠢货形象。这是否完全符合现实？

民意是否难测，也取决于随着时代的变迁，“民”的变化有多大。当九零后零零后逐渐成为社会中流砥柱之时，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表达对世界看法的手段都会发生变化，现有民意调查手段，能否跟上这些变迁？这也是民意调查行业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民意是否难测，还需要捕捉民意表达手段是否更多元化。用口头表述的民意和用行动表述的民意之间，是否随着社会潮流的变化，而出现分野？在美国大选过程中，民意调查结论和竞选相关产品购买的行为之间的差异提醒我们，了解民情民意，可能更需要“听其言、观其行”，而现在的技术革新，透过大数据，已经大大增加了“观其行”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在这个行业前面有两条路。一是将民意调查的大幅偏差视为孤立事件，用各种偶然因素解释现象。二是对数据和现实有更多谦卑，顺应时代的新变化，努力发掘能够快速准确把握住瞬息万变的现实状况的方法。研究人员要更接地气、多和自己的调查对象接触、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数据采集方式中，也可能需要多管齐下，将调研数据、民意调查数据和可以快速反映现实状况的大数据相结合，多方交叉验证。在大数据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今天，如何让采集的数据更为准确地反映我国民情民意和国计民生的现实、减少因为数据误差带来的重大损失，需要更多深入的探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笔者感谢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财经》高级记者杨中旭的评论。）

作者：沈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原文刊于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