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专栏提到,人民币加入sdr篮子,需要满足两项标准,一是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占到世界前列,二是人民币是“可自由使用”货币(freely usable currency)。目前的情况是,出口标准已经完全达到,“可自由使用”基本达到。因为“可自由使用”有解释和判断的弹性空间,也是悬念的焦点。
先说第一条标准。2010年上一次评估的时候,imf已经判定中国的出口总量达到要求,当时中国的出口就超过了sdr成员国日本和英国,位居世界第三。过去几年里,中国在全世界的出口份额继续增加,满足这一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条标准,也就是“可自由使用”,意指一个货币在国际金融交易中被“广泛使用”(widely used)和“广泛交易”(widely traded)。从imf使用的官方储备占比、国际银行债务占比、国际债券债务占比、外汇市场交易量这几项指标看,人民币基本达到“可自由使用”的要求,数据上比现有sdr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还有差距,但是和其他较为广泛使用的货币(澳元、加元、瑞士法郎)等差不多。可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刚刚开始,人民币的自由使用在上升趋势中。剩下的问题,就涉及到对这个标准的理解和判断了。
既然涉及到理解与判断,了解sdr的来龙去脉,应该是有必要的。sdr成立于1969年,是为了弥补美元危机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不足,一开始有替代美元的意思,倘若美元不行了,用sdr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支持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初始的定价,1个sdr就等于1美元,由于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sdr也是和黄金挂钩的,1个sdr等于0.88867克黄金。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sdr也脱离黄金,转而依靠货币篮子定价。1974年定初始货币篮子的时候,定的就是全世界出口份额超过1%的16个国家的货币。1980年的时候,sdr的货币篮子由16种货币减少到5种,即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日元。1998年的时候,由于欧元成立替代了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欧元区货币,欧元替代了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进入sdr货币篮子。2000年的时候,imf决定引入“可自由使用”作为货币篮子的第二条标准。
简言之,从1974到2000年,sdr货币篮子历经两次变化,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货物和服务出口量在全球的占比。可自由使用这个标准,是2000年才引入的。
现在,人民币加入sdr恰恰卡在“可自由使用”这一“新增”标准上。而2000年这个时间节点,蛮有意思的。中美于1999年11月15日签署了双边协议,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铺平了道路。次年5月18日,中欧谈判达成协议,中国加入wto几成定局。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sdr的标准中加入了“可自由使用”这一项。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随后国际贸易飞速增长,很快超越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完全达到加入sdr的出口总量的标准(参见附图)。倘若没有2000年新增的这一标准,现在人民币已经完全合规了。行文至此,不禁唏嘘。
历史不能假设,却可以告诉一点如何看待“可自由使用”这一新增标准。“出口总量”是一直就有的指标,“可自由使用”是后加的指标。在没有“可自由使用”这一指标的时候,sdr也运行得很不错。单凭这一条,就已经说明了“可自由使用”并不是非加不可的标准。
2000年引入这一新增标准的时候,无疑是考虑了金融交易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前货币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购买货物和服务上,因此一个国家的出口越多,其货币的用出越大,因为别人可以拿着这个货币来买你的东西。后来,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交易的越来越重要,货币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实物贸易上,还体现在更加广泛的“使用”和“交易”上,比如用作官方外汇储备、民间金融资产、国际贷款标的、国际债券标的等等,再比如可以在外汇市场上轻松交易,换成其他需要的货币。在此背景下,引入“可自由使用”,有一定的合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可自由使用”应视为“出口总量”的派生指标。这一点,和金融交易是实物交易的衍生交易的道理是一样的。很难想象,这世界上会有一种法币,其经济主体的出口量很小,却被广泛使用(能想到的,只有黄金这种“天然”货币,但黄金是“天然”的,不是任何国家发行的)。一个国家的法币被广泛使用,一定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大,除了以前的殖民国家,就是现在的出口大国了。其实,一个国家出口不多的话,长期看其货币的使用不会很广泛,因为别人拿着这个货币没什么用。毕竟,“货币空转”的现象不能持久,国内国际都一样。
所以,在“出口总量”和“可自由使用”这两个指标中,出口的作用不可低估,即便在今天金融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其实,“出口总量”大,是经济和贸易发展的结果。而“可自由使用”,是出口发展之后才可能发展出来的结果。换句话说,大量的出口应该视为一个货币可自由使用的前提条件。
当然,出口发展起来了,可自由使用还需要一些推动力。从这个角度讲,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观努力,还是需要的。
徐建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