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去了美国,还对比了中美制造业的成本,将中国实体经济的现实问题推向风口浪尖。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说,改革曾降低了体制成本,中国经济因此崛起,而不断上升的体制成本,现在却成为阻碍制造业发展的关键,gdp和劳动力价格远不如税收、社保缴纳和政府收入涨得快。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变量,体制成本降,经济增;反之亦是。
中国从1978年到2008年连续30年,平均gdp增长将近10个百分点,2009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日本;2010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
经济会发展起来,会高速增长,我们来分解它的因素,关键就三个东西:
改革降低了体制成本
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
第一,长期贫穷形成数目巨大的廉价劳动力。
我过去研究农业,经常犯愁的是这么多剩余劳动力怎么办?谁来雇佣他们?有什么力量可以把他们拉到市场?怎么算也算不出好办法。
一改变开放,发现办法来了了,国外有资本有技术,可以和你这个又多又穷的最大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经济能够起来的一个要件。
第二、改革降低了中国的体制成本。
光成本低、人力便宜不行,不能自动变成产品,如果脑子里面有很多固化的东西,把手脚捆住,思想不解放,体制不改革,就会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所以中国经济能起来的第二条重要经验就是改革。所谓改革,就是用实践检查哪些做法、哪些政策、哪些法律、哪些红头文件是束缚了生产力的。
把这些束缚生产力的东西解开,所有经济组织运行的体制成本,也大幅下降。
我们过去学苏联模式,人便宜,但是体制贵。贵到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市场上缺,但是我们也不能做反应,不建立国有体制,谁也别动。
这套东西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步一步地给解开的。国家就是这个国力,如果还要捆住自己的手脚,就永远不可能发展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解开手脚,动员大家一起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了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这是中国能起来的第二条关键因素。
第三条很重要,就是中国人善于学习。
体制成本低,加上劳动要素成本低,这个经济是不是就能发展起来呢?如果你的劳动力没有一定的质量,还是不行。
那这个质量靠什么来?靠学习。
这个不让干,那个不让干,所以啥也不会干。像我从小用到大的暖水壶,几十年不变的铁壳,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创新、更迭。你不改进,东西怎么会越做越好呢?
我80年代跟着杜润生老先生一起工作,先生虽然是老干部,但是思想很开放,带头去广东去看,广东那个时候刚开放,离香港近,很多东西进来。
这么大的一个老干部,看见一款电风扇,回来以后眉飞色舞地和我们形容,这个电风扇可以在蚊帐里面吹,脚一踢就停,扶起来就转。
这背后是什么?人的好奇心和学习心。
中国人穷是穷,但是肯学习,来了好东西,就有很多人琢磨怎么回事,琢磨来琢磨去,刚开始就是仿制,国际上很多国家说我们不重视知识产权,但是每个国家都会经历一个模仿的阶段。
学习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后来居上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中国就是靠这三个要素起来的,曾经穷得不堪回首,只要一开放,有信息来,有技术来,有机会来,有市场来,经济迅速腾飞。
当年改革降下来的体制成本
重新涨上去了
那市场为什么来?很简单,物美价廉,成本竞争力。这就讲到中国经济的特点,到今天为止,我们主要靠成本优势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好也罢,坏也罢,这是特征。
如果你用30年为尺度来看,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美元,增长到今天的8000美元。我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越靠越近。
但我们内部也有问题,在这30年,虽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收入增长很快,但是增长更快的是权力收入。我们目前这个体制,政府的权力就是比别的国家要大,且缺乏监督。
最要命的是,我们当年通过改革降下来的体制成本,重新涨上去了。
说起中国经济以及成本上升,都会说劳动力价格涨得太快了,然而看上面的表格,大家就知道,劳动力价格也就是工资,涨得跟名义gdp差不多。
涨得最快的是什么东西?税收,法定的社保缴纳,政府收入。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反腐以后,我们才看到,吃掉了多少钱。那些贿赂,全是我们国民经济的成本。
经济增长快、收入增长快,成本优势就丢了,你原来就是靠成本优势吃饭的,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个体制成本升得太快。
所以,国民经济从那么差的状况走到今天,只发生在一代人之间,我们引以为豪。现在经济下行,出路是什么?当你的独到性优势还不明显的时候,你还得往成本优势使劲下注,降低成本最重要的事,就是继续体制改革。
因为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的决定性变量,体制成本降,经济增;反之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