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经济自由会导向政治自由吗？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本文为张维迎在10月24日通往自由之路——《金融的逻辑2》陈志武新书沙龙上的发言内容，未经张维迎教授本人审阅。

我不能说我是来捧场的，我是来学习的。在中国经济学家当中，我特别喜欢和陈志武教授交流。每次跟他交流，我都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在饭桌上聊天，其实都是交流学术问题，60%以上是他谈，我听。他的书我也特别喜欢读，原来读过《金融的逻辑1》，现在又出了《金融的逻辑2》。陈志武教授谈的金融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他是用大历史的观点来谈金融的，又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大历史。他认为金融不是简单的赚钱工具，而是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这是非常重要的，仅仅这两句话，就加深了我对金融的理解。

金融的发展会带来什么？

《金融的逻辑2》有很多重要的观点，就像他刚刚概括的：金融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使得这个社会变得更为公平，更为平等；给我们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并且带来了更多的创新。这些观点我都非常同意。

当然，他书中的观点是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完全经得起推理呢，大家看书之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评价。比如对卖妻的解释，能否完全从金融的角度解释卖妻，说那时候没有金融手段，不能借钱只好卖妻？尽管他的论述是很有说服力的，我自己还是想，也许原因比这个要复杂一些。几百年前，奴隶贸易，恰恰是在金融相对发达的情况下，才大规模进行的。又比如说女儿外嫁，嫁得远一点有助于分散风险，关系是不是那么单向呢？也是可以考虑的。记得我在我们老家的时候，父母都不愿意把女儿嫁得太远，因为嫁得很远的话，地理差异有保险作用，但是也有好多的成本，特别是在紧急的情况下，父母病危了，女儿叫不回来，这也是一个问题。能否说嫁得远，就证明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考虑的。当然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吹毛求疵了。但是书中大部分观点我是赞成的，而且我自己确实受到很多的启发。

下面讲一下对他的一些补充，希望尽量不重复，因为大家可以看他的书。在中世纪早期，有一位神学大师叫圣奥古斯丁，他讲过我们人类有三大欲望，第一个欲望就是对金钱和财富的欲望，第二个是对权力、荣誉和美名的欲望，第三个就是对性的欲望。简单来说就是财欲、权欲和性欲。人类的历史，好多是在三大欲望支配下展开的。从这个角度看，金融的发展，或者我讲的市场的逻辑，会带来什么呢？

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人类实现欲望方式的转变。金融和市场不发达的时候，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主要是通过掠夺来实现的——这个我叫做“强盗的逻辑”。权力欲望的满足当然更是如此。而在金融和市场发达之后，人们是通过交换、合作、相互创造价值的方式实现财富欲望的满足。陈志武教授在书里面，比如对性的欲望，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金融的发达，可以使爱情从婚姻或者养儿育女中分开，这是实现欲望方式的转变。

第二点是，当金融很发达、市场机制运行良好的时候，人们可以用财富的欲望替代权力的欲望。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人类历史上，过去好多的灾难都是基于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也就是说是征服、统治别人，由此造成大量人的死亡。这种权力欲望的满足，除了刚才说的对外征服，还有对内部人民的统治。一个统治者为了使所有人听他的话，满足自己的权力欲，会采取好多的强制措施，包括杀人，而不仅仅是限制人的自由。金融和市场发达之后，人们可以更自由地追求财富和物质生活，权力欲望的相对价值就降低了。如果能达到像司马迁讲“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的状况，人们就没有必要非得追求官位和权力的，也就无须采用强盗手段。比较一下金融发达的国家和金融不发达的国家，这一点是非常显著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金融的发展和市场的演化本身，对人们用更为和平的欲望代替那些更为残忍、更有侵略性的欲望，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赚钱的欲望，好多是通过金融的方式实现的，可以称之为和平的欲望。喜欢赚钱，并且有能力赚钱的人，一般是不喜欢打仗的。相对来说，没有能力赚钱、只对权力有欲望的人，特别喜欢打仗。打仗只对极少数人、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大部分老百姓是不好的。这样的观点其实有很久的历史，像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梅隆、康德、亚当·斯密、巴斯夏（法国的经济学家）等，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述。我这里忍不住要与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观点。

孟德斯鸠讲过：“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国会变得相互依赖：如果一国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联合都是相互需要的。”（转引自《欲望与利益》第74页）

弗朗索瓦·梅隆（孟德斯鸠的密友）说：“一个国家的征服精神和商业精神是互相排斥的。”

非常有名的法国19世纪中期经济学家巴斯夏讲了这样一段话：“当商品不越过国界的时候，军队就会越过国界；而当商品越过国界的时候，军队就不会越过国界。”

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的记者norman angell写了一本书叫《大幻觉》，讲到这样一段话：“战争是没有经济效益的。掠夺在原始经济中也许有利可图，因为财富的形态是有限的资源，如黄金、土地和自给自足的匠人的手工艺品。但在一个财富来自交换、信用和分工的世界里，征服不可能使征服者更富有。事实上，征服者要付出金钱和生命，而且他破坏了人人受益的信任和合作系统，他只会变得更穷。”（引自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第290页）

我引了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的话，就是说明一个问题：金融的发展、市场的发展是有利于人类和平的。最近有大量的研究经验证明，两个市场经济的国家，如果相互之间的交往比较多，包括商品流通和资金流通，他们打仗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对我们来讲，怎样推动国家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封闭的国家，很可能变成打仗的国家，一个开放的国家，不太容易变成愿意打仗的国家。所以，自由贸易的事业也是人类和平的事业！

经济自由是否一定能带来政治自由？

下面我还想强调一点，即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陈志武教授的书里边谈了很多金融与政府的关系，他刚才论述的那些都非常精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金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经济自由，那这种经济自由会和政治自由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从思想史上来看，这个关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我这里也与大家分享一下不同学者对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经济的自由化一定会导致政治的自由化。这方面比较有名的古典论述，来自孟德斯鸠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孟德斯鸠特别区分不动产和动产。我们知道金融资产属于动产（当然动产和不动产是相对的，比如土地可以作为抵押，变成证券化的东西），但是人类的财富在长期的历史当中，尽管我们有货币，但货币形态的财富很少，所以主要以不动产为主。我刚才讲的为什么人们要发生战争？主要是掠取不动产。孟德斯鸠认为有了流动性资产，如汇票和外汇套利等金融工具，可以作为宪法的补充，作为对抗专制主义和权力肆意妄为的堡垒。汇票是犹太人发明的，犹太人为什么要发明汇票？犹太人没有不动产，只有动产，犹太人赚了钱之后特别容易受到专制政府的迫害抢夺，所以他们发明汇票，汇票使得财富很容易从一个国家转到另外一个国家。

再引一段孟德斯鸠的原话：“通过这种方式，贸易得以避开暴行，能够在任何地方维持下去。因为最富有的商人只有看不到的财富，它能够转移到任何地方而不留痕迹。这种做法使我们可以把一项巧妙的创新归因于统治者的贪婪，它使商业多少摆脱了他们的控制。从那时起，统治者不得不更明智地统治，而他们本来并不想如此。因为由于这些事情，权力的肆意妄为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只有施仁政才能（给君主）带来繁荣。”

他的意思是说由于金融资产的隐蔽性、高度的流动性，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统治者掠夺商人就难，要掠夺他就跑了，所以必须实行仁政，必须更为宽容地统治，才能征到税收。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詹姆斯·斯图亚特说过这样一段话：“政治家惊奇地环顾四周，他曾自以为各方面都是社会的头号人物，现在却感到私有财产的光辉让他黯然失色；当政治家对它伸手时，它却躲开了他的控制，这使他的统治变得更加复杂，更难维持。他除了拥有权力和权威之外，他还要懂技巧，善言辞。”

他这段话和孟德斯鸠其实是一个意思。他更强调商业社会、金融社会变得更为复杂之后，统治者如果再用过去那种蛮横、粗暴简单的方式去统治的话，是没办法统治下去的。志武教授在书里面也谈到很多与此相关的内容。

上述这些观点是在说，经济的自由会给我们带来政治的自由，因为经济的市场化，特别是金融工具的引入，传统专制主义者变得不太好统治。志武教授刚才强调的财产自由对政治自由的影响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生计自由，你想批评的人正是控制你衣食住行的人，你不可能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这种政治权利很大程度上是与私有财产相关的。

当然，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么乐观呢？这个社会只要有了经济自由、金融自由，我们自然就有了想要的政治自由吗？其实不一定。这里，我也想引用另外两位思想家——英国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森和大名鼎鼎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观点。这两个人一方面都同意我刚才引用的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的观点：经济的自由会对专制主义提出一些挑战来。但他们又提出另外的担忧。比如亚当·弗格森说：“（如果人们富有了，他们）对散失财富的担心和对安宁和效率的欲求，可能使得他们（富有的工商业人士）更愿意拥护专制主义。我们假定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宁，这往往使我们希望从政府那里得到最好的回报；……我们若是……仅仅以安宁（它也许是公正治理的产物）来衡量国民的幸福，则自由面临的危险莫过于此。”

确保安宁、有序、效率，可能被当作替威权主义辩护的主要理由。

托克维尔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沉溺于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有可能使“狡诈或者野心勃勃的人篡夺权力”。他以极为尖刻的语言批评那些为了有利的商业环境而只求“法律和秩序”的人，他说：“一个对自己的政府别无所求，只要求它维持秩序的民族，其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奴隶了；它是自身福利的奴隶，那个将要给它套上锁链的人便粉墨登场了。”

他们这两个人有这样的担心，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有些人富有了，坛坛罐罐比较多了；坛坛罐罐多的人，特别担心任何的变革把他的坛坛罐罐打碎了，所以他本能地对任何的变革有一种抗拒，尤其对政治的变革有一种抗拒。弗格森和托克维尔在一两百年前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今天都是非常有启发的。

总结一下，金融的发展和市场的发展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多的经济自由，使我们变得更为富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且经济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体制提出挑战，也会刺激人们对政治自由的需要。但是政治自由的到来，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人们富了之后，对秩序、稳定和效率的追求，可能使得他们更为恐惧变革。如果我们要有真正的政治自由，仅仅市场化、金融的深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