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2016年8月19日,张维迎教授在第十三届中国汽车营销首脑风暴上发表《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主题演讲。此次营销峰会由中国市场学会、搜狐汽车、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中心联合主办。以下为张维迎的现场演讲摘录，由《汽车商业评论》记者葛帮宁整理，本文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张维迎：

　　企业家的套利与创新

　　我没定义过企业家。优秀的人一定具有一些企业家素质。企业家做的事，概括起来，一是套利，二是创新。

　　人类由于无知犯错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浪费。本来能卖高价却卖了低价，有些低价能买到却出了高价，经济学家叫不均衡。企业家的基本功能，一是发现不均衡，二是创造不均衡。这两个功能经常混合在一起。

　　你有本事有商业嗅觉就可以发现这种不平衡，抓住机会，就可以挣钱，这就是套利。套利分三种：跨市场套利、跨时间套利和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套利。

　　打个比方，有人5块钱愿意卖，有人愿意10块钱买。你有本事发现，愿意10块钱买和愿意5块钱卖的人。5块钱愿意卖的人，你给他6块钱他就高兴，这就是跨市场套利。

　　创新是什么？打破旧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传统电脑饱和了，苹果公司生产ipad打破传统电脑赚钱了。同样，传统汽车饱和了，出现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汽车、智能汽车等等，这些创新就是打破原来格局。

　　柳传志开始做联想是套利，香港一台电脑万把块钱，北京一台电脑三四万块钱，他搞一个公司从香港买电脑到北京卖。任何模仿套利都包含一定程度的创新，后来他搞了联想汉卡，从模仿到创新。

　　套利有不同方式。套利的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而过去200多年的发展来自创新的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就是不断推出新产品，或者使原来的产品成本不断降低。200年前，人们能够消费的产品是10的2～3次方，现在是10的8～10次方，10的8～10次方是多少？就像不识字的农民无法想象一个亿是多少一样。

　　熊彼得定义的创新是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带来毁灭，实现新的组合。汽车出现毁了马车，电脑出现毁了用户。新能源汽车或者无人驾驶车是创造性破坏，也许未来20年后，现在这些传统汽车就要被替代掉。

　　但大量创新不是革命性创新，而是改良性创新，原来产品不断改进，西方80%科研经费都用于产品改良，20%用于新的大的革命性创新。

　　在我看来，汽车行业100多年没有大幅创新，内燃发动机没什么变化，谈不上革命性变化，都是产品改良。现在到了革命性创新时代，跟过去那些某方面的改变完全不一样，你们应该比我更有判断力。

　　大部分革命性创新一出现可能会毁掉一个行业，也可能创造新的行业。人类历史上大的创新有哪些？蒸汽机、电、内燃机、计算机、互联网等。我们看到互联网、计算机改变了所有行业，甚至连开会方式都改变了。这种创新非常非常重要。

　　一个创新能不能成功，要看对人性的理解。人性有弱点，千万不要利用人性的弱点赚钱。明明知道买了以后会后悔，还要卖给他，这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赚钱。很多人一说创新，就做市场调研消费者需要什么，其实大部分消费者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要企业去想象。

　　就像装修一套房子，你要装修成什么，这个房子应该什么样，给几套方案。按客户要求选择，客户是不懂的。乔布斯不需要搞市场调研，他对人性的理解最透彻。任何重大创新产品无法搞市场调研，因为过去没有这些产品。微信出来搞市场调研，怎么预测，不可能。

　　我们需要创新型企业家

　　现在套利空间越来越小，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未来的成功，主要靠创新，创造新的市场。为什么套利空间越来越小？因为市场接近均衡，模仿空间也越来越小。一种说法是，我们30年走过西方200多年的道路。我们比他们伟大吗？不是。我们拿人家的东西过来，这是一个套利，国际市场的套利。

　　桑塔纳在德国1970年代淘汰，1980年代、1990年代开始卖到中国，当时买辆桑塔纳，内蒙古人拿羊毛才能换到桑塔纳，辽宁人拿钢材才能换到桑塔纳，陕西人拿不出好东西，也换不到桑塔纳，就这么紧俏。

　　美国开始起飞时，只有一个国家能模仿学习，那就是英国，英国的蒸汽机、火车和纺织业。日本起步时，学美国、德国和法国。我们中国站起来，还可以学日本和韩国，我们可以学习的国家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成长快不奇怪。

　　模仿套利的空间有些很大，但很难知道，中国模仿消费品很容易，但模仿生产消费品的技术很难。现在可以模仿生产模具，但生产模具的机器我们仍不能模仿，别人也不会让我们买，技术需要很长时间。

　　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低成本优势消失，人的勤劳程度也在下降。20年前开营销峰会没这么豪华，现在豪华多了，这都是成本。过去环境污染没成本，随便排水排气，现在要花成本。再加上国际市场的变化，未来靠套利型企业家不行，我们需要创新型企业家。

　　创新型企业家的素质包括，在不确定的世界预测未来；对盈利机会的警觉；承担风险的勇气；对成功的渴望，以及坚定的信心。

　　企业家精神来源于制度。计划经济时代套利型企业家几乎没有，现在经济自由了，但能不能创造出真正有创新力的企业家，能不能形成支持企业成长的创新，也还有疑问。

　　套利和创新对制度的敏感度不同。套利是什么，就是一开始很赚钱。柳传志一开始卖电脑很赚钱，但随着你赚钱，别人也开始模仿你套利，赚钱越来越难，最后就不赚钱。创新是什么？创新是一开始要亏损，大部分创新10年、20年不赚钱。

　　小创新没那么费劲，可能一两年内就赚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自愿搞创新。创新不作为当年盈利当年考核指标，创新就花钱。两个周期一对比，本身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套利是短期生意，最快的套利是在电脑上几秒钟套利搞金融交易。有多少创新几个晚上就出来？没有。3年、5年、8年、10年都很正常。

　　从套利转向创新将对体制提出挑战。中国能不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比如国有部门太强大，政府管得太多，金融不自由，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政治体制也需要改革，比如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以及寻租和腐败等。不要以为只要维持原来体制，我们就可以完成转变，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产业政策一定会失败

　　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案例则比比皆是，看看2009年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前一段光伏产业的教训，以及下一步的汽车新能源政策。尽管如此，也没有阻止产业政策的不断推行。

　　为什么产业政策一定会失败？两个原因。一是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激励机制扭曲，其中，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

　　创新和新产业都不可预见。拥护产业政策的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可以预见，因而可以计划，但这个假设完全错误。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历史也证明了创新和新产业的不可预见，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亮”，30年前有谁预见到今天的主导产业会是互联网，会是新能源，会是生物制药？

　　为什么创新不可预见？创新最根本特点是，过程充满众多不确定性，这和科学上的发现非常类似。创新也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并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只能在不断修正错误中前行。

　　对创新的判断很难。政府官员有没有这个判断能力？没有。专家呢？专家靠不住。把73个人召集到一起投票，如果72票反对，那肯定就否了。创新不可以投票。什么叫创新？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可能的事情才是创新。

　　创新很多靠感觉软知识。企业家各显神通，每家都去试，最后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就变成了今天的产业，经济就增长了。如果靠政府去做会怎样？1990年美国政府成立一个软件公司，那比尔·盖茨会怎么样，可能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了。比尔·盖茨1990年发表公开言论，看好pc不看好互联网，1995年才改变这个观点。

　　还有激励机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完全不同，政府官员成功了，得不到什么好处，失败了，可能有责任。而企业家失败了，自己承担责任，成功了，自己获得好处。所以官员考虑最多的是回避个人责任，而不是承担风险。

　　回避责任的最好办法，一是决策时“听取专家意见”，二是执行时“按国家政策办”和“跟几”。结果就是，所有被政策列入重点扶植的产业一定会“产能过剩”，不搞砸绝不罢休。上海交大教授花一亿多元弄来假芯片；td-scdma明明是一个失败政策，强迫中国移动拿去试用，三四千亿元投进去，但最后谁承认错误了？

　　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企业不知道值不值得做，都是事后诸葛亮总结，这全是错的。比如彩电行业，原来说组装，不行，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就是显象管，所以国家花大量外汇进口显象管生产线，还没投产就报废了。汽车行业我不懂。但我认同一点，让企业去试。无人驾驶有没有前途？不知道，总得有人去试，这就是创新。

　　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如果企业家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