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4次报告会简报之三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观察”第14次报告会于2008年7月26日下午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我们分三期简略报道会议概况。会议报告详细内容经整理后，将由“ 中国经济观察”专刊发表。本期报道宋国青教授和周其仁教授演讲内容。

宋国青：农产品价格与通货膨胀

    宋国青教授首先指出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货膨胀率高时农产品价格增长率更高，通货膨胀率低时农产品价格增长率更低。也就是说农产品相对价格与通货膨胀率有关。这一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但从数据看，中国农产品相对价格与通货膨胀率的相关性显著高于美国。

    对于这一现象，一个似乎自然的解释是通货膨胀是由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推动的。但是由此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农产品价格由什么推动？常见的解释是农产品价格波动是由国际价格涨落或者国内天气变化引起。天气因素难以度量，但国外因素影响效果可以从进出口数据考察。首先，根据农业部数据，2007年农产品贸易逆差40.8亿美元，占gdp千分之一，从这一比重看，农产品贸易对国内价格的影响极为有限。其次，2007年农产品贸易逆差比2006年增长5倍，其他条件一定时，净进口增加导致国内价格下降。农产品贸易2007年对中国通货膨胀起抑制作用，而不是推动作用。

    货币分析方法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货币推动的。作为一个整体逻辑框架，需要回答货币对农产品价格推动高于其他价格的原因。从历史数据看，1984年以来出现过三次农产品价格上升，与三次大的经济周期有关。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和通货膨胀都与经济扩张时期的低利率有关。由于我国名义利率调节不足，经济扩张时期通货膨胀上升，导致真实利率下降。低利率一方面造成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具有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另一方面，低利率补贴了贷款者，造成投资和贷款所在的非农行业过盛，吸纳大量劳动就业。而农业部门就业相对减少导致农产品产量下降，最终导致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因此，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是货币推动的，或者说是低利率推动的。另外，最近几年粮食库存下降减少粮食供给，从另一方面推动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

    对于农产品生产下降，主动的宏观调控是通过直接提高利率或者控制货币数量甚至直接控制名义投资使农业和非农部门走向平衡。从目前的农业非农比例看，国民经济面临一次中等幅度的调整。如果采取比较缓和的宏观调控，农业和非农业达到平衡可能需要两年时间。调整期内gdp增长会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开始调整时通货膨胀仍会偏高。

    随后宋国青教授分析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些特点。对于工业增加值，由于去年6月份基数非常高，今年6月同比增长率应当很低。而公布的6月份同比增长为16%，仍然很高。但从发电量和主要产品产量数据看，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处于较低水平。6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5%。考虑到顺差增长率大幅下降，内需增长率应当大幅上升。但尚不能仅从6月份投资增长率上升推断投资反弹。7月份以来生产资料价格趋于平稳，不支持投资回升的判断。此外，出口和顺差2季度有所反弹。最重要是，货币控制朝着平稳下降方向发展。

    用货币分析通货膨胀时需要考虑引起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因素。一是“热钱”。进入国内的“热钱”可以分为两类。其中用于购买房地产等实物资产的部分会推动总需求。如果“热钱”完全为了套利套汇，以银行存款形式存在，则不影响总需求。简单的处理方法是将这部分银行存款从货币中划出去，也可以说是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另一个因素是最近股票价格大幅下跌的“财富效应”，也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这两个因素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有所减缓，但幅度不大。总体而言，现在宏观调控力度适中。

    去年以来的房地产销售情况和1988年发生“抢购”情况很相似。当时说的“抢购”实际上没有抢到货，只是把价格抢高了。“滞销”与通胀并存，库存迅速增加。这是通货膨胀预期上升的结果。目前房地产销售缩减的一个原因就是房地产商对于宏观调控放松有预期。另一方面，前些年房地产投资增长过快，本身需要调整。后一个原因引起的调整正常，预期问题引起滞销在一定意义上不正常。对于治理通货膨胀，政策上应当坚决，如果政策摇摆不定，会把通货膨胀预期培养起来，成为货币政策最顽强的敌人。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宋国青教授认为不升值危害太大。如果只是顾虑汇率升值伤害到谁，与其不升值，倒不如赔他一笔钱，花钱买升值。不过他指出这里讨论相对利害关系，是说“与其这样，不如那样”，并不是说必须补贴或应该补贴。他提出在政策上确实可以考虑做一些变通调整，比如说考虑对外向型企业给予免三年增值税等一次性补偿，同时对汇率政策按照经济规律客观要求放手进行调整改革。

周其仁：中国要争取独善其身

    周其仁教授认为，现在不可以轻易地放松货币。经济增长很重要，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有很大的潜力，但不能通过松货币去促增长或者保增长，而是应依靠其他措施比如结构政策、制度变革等。

（1）“输入性通胀论”似是而非

    输入性通胀论在国际商品价格和国内通胀率之间画上等号，然而国际市场上油价、粮价基本相同，各国通胀率却大相径庭，说明这一理论大有问题。比如俄罗斯、伊朗都出口石油，不应该存在输入性通胀，为什么通胀率还是很高？日本、韩国100％进口石油，理应受到输入性通胀很大影响，为什么通胀率反而较低？同样是新兴经济体，巴西和墨西哥通胀率为什么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健区间内？此外，输入性通胀论的言下之意是，中国对通胀无能为力，除了“适应”没有其它办法。这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近年逐步显形的通胀，不是财政透支、滥发货币造成的，而是货币政策受制于汇率政策的结果。本来固定汇率在很多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建立必要宏观纪律约束不失为一种上选之策，但是2003年以来中国遇到的新情况是制造业生产率的进步率显著提升、美国经济与美元走软。固定汇率机制迫使央行被动增发了大量基础货币，当过多的货币未被对冲干净、并得不到利率政策遏制时，在中国经济体内就累积起资产价格飙升与通胀抬头的压力。真正“过热”的不是经济增长，不是投资，也不是个别产业部门，而是货币，即货币总量过多。过多的货币在经济体内“漫游”，冲到哪里哪里“热”。去年以来终于冲进cpi。

    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还不仅仅是人民币升值问题。这类似于80年代的价格改革。对于当时歪曲的价格，一部分人主张调价格，一部分人主张放价格，这就是所谓的“调派”和“放派”。人民币升值论就属于“调派”，即假设政府或者经济学家可以决定汇率。其实政府可以影响的是名义汇率，而实际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名义汇率不反映实际汇率，最后经济其他方面就要出问题。因此，目前不是人民币升值问题，而是整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问题，是涉及货币制度的问题。

（2）中国要争取独善其身

    目前全球包括中国在内，都希望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强。这是现实而明智的考虑。但是也要准备美国经济和美元在相当时间内就是强不起来。最明显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服务业为主的发达经济，美国的房地产和金融两大部门发生了超历史经验的严重危机。客观衡量，可能不容易马上转回来。面临这一局面，中国应有更全盘的战略考虑：希望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强，这一点不放弃；但也要认真准备美元就是不走强、甚至趋势性地走弱。这样来看人民币汇率，就不仅是升值多少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脱钩与换锚的问题。这个课题，国青、卢锋教授组织的一个项目正在进行研究，有什么结果再向大家报告。

    中国要争取独善其身，中国也有条件独善其身。首先，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了。

    其次，中国有持续经济增长的潜力，绝对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我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都是服务业的生意。

    再次，中国在能源方面也很有潜力。油价这么高，最不应该吓倒的是中国。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最后，中国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3）“松货币、保增长”不可取

    目前有几件事情需要当心，尤其cpi走势不是那么可靠的。价格管制下的cpi所揭示的信息不够充分，不能真实反应通胀的情况。6月份，柴油价格每吨提高了1000块钱，这1000块钱的油价上涨还在消化之中。粮食问题的考验还在后面。现在都说夏粮丰收，但是丰收不一定有粮食供应，农民自己可以把粮食存起来。

    所以，放松货币还是需要慎重。从长远看，货币是法定不可兑换的货币，背后没有贵金属做担保，唯一的担保就是政府的信誉，政府的信誉就靠政府的自律来支撑。迫于短期压力，在货币问题上松来松去，会损害政府的信誉。中国广义货币与gdp的比例已经是世界最高的。累积的货币投放一定会对一般物价产生影响，对此一定不能有幻想。

（4）靠什么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要客观地承认，现在还是一个蛮高的增长速度。80年代我到北京参加经济研究，当时经济方面的决策者觉得6%的增长已经蛮高了，超过6%就受不了。后来增长目标变成8%。再后来8%变成下限，变成要“保”的对象。在经济增长率10%时曾有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结果两年后经济增长率达到11%、12%，也就被称为“偏快”。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认为，其原因就是收入分配问题。企业、家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低，如果经济增长不到10%他们就感到很难受。

    不过更要看到，经济确实在减速，并且减速区域分布不平均。过去增长猛的地区和行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出口部门，这次首当其冲。我认为关键是把增长与通胀压力放到一个盘子里来考虑。受治理通胀之拖累，增长总要减点速度，因为过去的超高速度里，有一部分就是货币过多的结果。为抑止通胀，货币供给从紧，那部分增长的速度下来，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政策方向不是保过去那样的高增长，而是应注意减速不要过快，要给中国经济这个快速猛跑的巨人一个调整适应过程，给特别困难的地区和行业提供必要帮助。

    目前要有更灵活的结构政策。比如这次四川震后重建，用各地对口负责的办法就很好。各地花费去年财政收入的1％，帮助对口灾区重建——货币和财政总量都没有增加，但灾区得到很大的重建资源。

    至于通过改革可促进的经济增长，更有巨大的可能性空间：a）减免进口税费，促进更平衡的增长。中国可以到世界上买很多东西，买了之后就可以更好的卖。现在很多企业都懂这个道理，但是进口税费高，进口相关服务跟不上，要在这些方面推动改革。b）开放民间金融服务，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松动货币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小企业资金紧张。但中小企业有多少是靠大银行供款的？中小企业必须依靠中小民营金融机构提供服务。c）稳定房地产市场。房地产行业一定要进行房价和户型结构的调整，然后才能成为国内市场启动内需的一个主导性行业。d）开放粮食出口。现在国际国内粮食价差这么大，中国如果可以出口粮食，就能既赚取差价又塑造中国为解决世界粮食困难而做贡献的形象。又赚钱又赚名的好事情，为什么不做？用粮价刺激农民生产比用财政补贴要可靠的多，强度也大得多。e）采矿权公开招标。如果采矿权一百年不变并通过市场来进行配置，再加上管理提升，完全可以在安全生产的条件下扩大中国煤炭供应。

    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就是货币不要松；再坚持一下，同时用更灵活的结构政策和改革政策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只要在短期压力面前松一松货币，什么结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都难以推进，因为根本没有动力和压力。

（刘鎏、谢亚整理，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