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关于中国经济的几大认识误区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7%目标合理吗？解读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周六（3月14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多位经济学界大牛聚集一起，召开第40次中国经济观察ceo的季度报告会。参加的五位学者都在业界鼎鼎大名。包括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副院长黄益平、北大国发院教授张维迎、宋国青和卢峰。

会上五位学者从2015政府工作报告解读开始，对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今日推出此次会议的第一部分——林毅夫对2015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解读。

在发言中，林毅夫对7%增长为什么合理且必要进行了详细的回答。林毅夫将中国与发达国家做比较，提出中国经济发展三大优势，能够促使中国实现7%增长：中国大量产品是中低端产品，产业亟待升级就等于有投资机会；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足，环境问题需要解决，城镇化正在进行中，这些领域都面临大量投资机会，而且也有较好的投资回报；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不到50%，居民储蓄率很高又有大量外汇储备等等。这三大优势说明中国设立7%的增长目标是合理的。

此外，谈到增长7%的必要性时，林毅夫还拿印度来比较，莫迪政府正在推行东亚招商引资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如果能抓住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经济增速很可能实现8%-9%的增长。如果说印度经济在向上走，而我们的经济增速继续往下滑，会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信心。所以中国“非常有必要在2015年的时候保持7%左右的增长，而且最好是右，而不是左，不仅是在2015年，应该在2016年到2020年，这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保持在7.0%左右，而且在工作当中力争超过7%”。

另外，林毅夫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澄清了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的几大认识误区：雾霾是经济发展快引起的？投资会恶化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形势下，政府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搞基础建设投资，会加剧金融风险？

林毅夫认为，牺牲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问题，只会让人们受环境破坏之苦的时间更长；另外他根据自己在世行期间考察各国发展的经验，坚持认为，在经济呈下行态势且民营资本投入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最好的时机。

以下为经林毅夫审定的演讲全文：

我昨天（3月13号）刚参加完政协会。过去在两会之后的“中国经济观察”，总有人来解读一下政府工作报告，今天我就按照惯例谈谈我在读总理报告时的几点感想。

2014年成绩：与欧元区、日本、美国的比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先讨论的是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在说取得的成绩的时候，总理用了“来之不易”这个词，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我们在2014年的经济增长达到7.4%，虽然跟年初所讲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比较起来，少了0.1个百分点。但是如果我们放在整个国际的经济发展态势来讲，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当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成绩。

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如果你盘点年终实际的经济表现，跟年初的增长预期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知道像欧元区，去年年初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大的国际机构预测，认为欧元区可以达到1.1%，但到年底的时候，欧元区增长只有0.8%，少了0.3个百分点，是减少了将近30%。

然后是日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济体。日本2014年大家知道有安倍经济学，也可以说炒得沸沸扬扬。安倍经济学是采取了一个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安倍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数量也相当大。年初的时候，当时的预期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在2014年可以达到1.4%，但到年底一盘算，实际上日本即使在这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跟积极的财政政策下，经济还是衰退的。到年底盘算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只有0.2%。

美国好像好一点，尤其去年第二季度的时候，美国的环比年化增长率达到4.7%。去年第三个季度的时候，更是达到了5.0%。大家都认为美国经济好像是真的复苏了。但到第四季度突然又降到2.2%，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2.4%。跟年初的预期2.8%，少了0.4个百分点，下滑超过15%。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那么国际上的经济形势对中国当然会有不少的影响。比如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平均每年的贸易增长达到16%到17%，去年年初的时候贸易增长目标是7.5%，到年终盘算的时候，进出口总额增长只有3.4%。可以说就像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的，整个国际经济的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相当复杂的，还是有相当多不确定性的。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去年提出预期目标是增长7.5%左右，但是心里希望达到7.5%。在这种情况下达到7.4%，只低了0.1个百分点，从这样一个国际的整个经济趋势来看是不容易的。

而且不仅是说经济增长率在合理预期的目标里面，只低了一点，并且经济结构在去年也有不少的改善。比如说有不少新的亮点，包括在高端装备业上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在互联网金融，还有网上购物、快递业务、新能源汽车等等这些领域，在去年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同时大家都关心雾霾、关心环境。我们的雾霾跟环境和能源使用有相当大的关系，去年每个单位gdp能耗下降了4.8%。我刚看到一个报道，去年我们实际的碳排放总量减少了，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另外，今年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还是高于gdp的增长，并且非常重要的是，农村去年的纯收入增长达到9.2%，高于城市居民纯收入的增长。就是说我们的收入结构也是在改善的。这些我想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当然还可以讲很多，我这里只是说一些。

经济下行压力大，必须保持合理增速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肯定还有很多能够改善，而且希望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去年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下滑的。今年第一个月、第二个月还是继续这样的下滑趋势。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投资增速的下滑，并没有说因为政府采用了一些政策而改变。并且在消费上面新的增长点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以投资来讲，去年的目标是17.5%的增长，实际的增长只有15.3%。消费的增长固然也不少，但是没有什么真正比较大的增长，来弥补投资增速的下滑。

另外，去年稳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一个目标。在稳增长的时候也采取了一些政策，比如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里面包括定向降准、降息，可是我们希望这些降准或降息能够解决一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并没有因为宏观政策的使用而得到缓解。另外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各种不满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去年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但可以改善的地方还有很多。

关于2015年的经济工作安排，我想2015年总的来讲外部环境还会像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有很多不确定性，还会相对严峻。因为发达国家还没有真正从2008年的那场危机中复苏，最主要的指标就是关键的、结构性的改革，在发达国家普遍还没有真正落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工作报告中2015年的经济增长的总的基调未变，还是继续秉持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思路，像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报告认为化解各类矛盾和风险，并且实现现代化，基本上还是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有三大发展优势

这样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就是我讲到的中高速，2015年的目标是在7.0%左右。我个人的看法是把增长目标定在7.0%左右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我认为它是合理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也常讲，我们实际上还是处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你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那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基本上即使是外部环境不好，但是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需求跟消费需求的启动，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首先来讲投资。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们的产业过剩产能非常多。但实际上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即使现有的产业有产能过剩，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了会被淘汰，但中长期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也就是总理在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产业是中低端的产品，可以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要升级就要投资，这有很多的机会。

第二就是基础设施，这么多年固然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然后是环境，环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厂都关掉，回到1979年的生活，这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在发展和生产当中解决环境的问题，你还是要投资新的节能减排的设备，用新的生产方式。

我们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要进城，要改善住的地方。这些都是好的投资机会，还有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面对整个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下，有大量的投资机会，这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发达国家经济下行、衰退，从2008年到现在六年多了，它走不出去，因为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首先来讲产业是最前沿的，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很难知道，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基础设施普遍完善，可做的顶多就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环境也相对好，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的时候，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优势条件，应该发挥出来。

第三，不仅是说有经济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有很多资源，有机会还要有资源。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我们投资资源的条件相对比较好。我们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不到50%。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债都超过100%，发达国家也是。所以我们可动用的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有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平台借银行或影子银行的短期债务，来进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的期限不配套的问题。

最近财政部宣布，今年用一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券来置换他在银行系统的欠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我们也一直在倡导，这样的一个建议被政府采用了。这样来说我们政府可投资可利用的资源，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相当大的。民间的储蓄在全世界是最高的；另外要对外投资，要进口机器设备，我们有将近四万亿的外汇储备。这三点就是判断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

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国际周期性下行的时候，应该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他们经常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情况不好，或民间储蓄不足。即便国内有钱投资，还要受限于外汇储备不足，因为你要要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原材料。而我们这些都是相对具备优势的。

所以我想把这些有利条件应用起来，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机会。就业机会有了以后，收入增长也能够得到保障，那么消费也会增长。投资和消费都在增长，这样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外部条件相对不好，我相信达到7%左右的增长，还是有可能的。

7%增长的必要性

另外我觉得中国经济维持7%的增长也是很必要的。首先一个必要的原因就是就业，如果说我们不能保持中高速7%左右的增长，很可能就业就要变成一个问题。2014年的时候就业是相当好的，我们新增了1320万的城镇就业机会，比去年预定的新增就业目标1000万还多。但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低于6%，大家可以想想看，企业的盈利状况会非常不好。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会变化，现在即使盈利状况不好，企业对发展还有信心，他还可能把员工留着。如果他对未来的预期不好，他可能就不保留就业了，就关门了。就会出现一些企业的倒闭，甚至出现断崖式的倒闭潮，这个危险总是要关心的，总是有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是必要的。

第二个，同样的情形，就是金融稳定性的问题。如果说企业对未来的增长预期不好，经济增长要放慢，那么肯定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更差。这种状况下，坏账会增加，坏账持续增长就会影响到金融安全。

第三个，我们十八大的时候提出，到2020年有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1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翻一番，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就要7.2%，我们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2%高，那就代表着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比较低，6.6%就可以了。

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翻一番，有没有可能说gdp增长6.6%，然后靠再分配，让收入增长更快一点？那这样的话也许gdp增长6.6%，城乡居民收入也可以翻一番，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会出现一个问题，现在企业的盈利状况已经很差了，那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增长是6.6%，然后靠收入分配往劳动者这边倾斜，（当然我们也希望劳动者的收入增加，这个我完全支持），但导致的结果是怎么样？企业的盈利状况会更差，可能企业要关门，要出现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就会跟前面两个目标（就业和金融稳定）相抵触。

所以这种情况下，十八大目标的完成，我觉得比较好的情况，还是保持一个差不多7.1%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增长是0.5%，如果gdp翻一番，年均6.6%就能完成目标，但最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是来自于经济增长带来的。7.1%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可以翻一番，也有利于就业，也有利于金融稳定性。

印度如果抓住机会 gdp增速可能实现8%-9%还有一个必要性，上次在中国经济观察的会上我谈过，现在再强调一下，就是印度的竞争。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月份的预测，印度会在2016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中国。世界银行最近又做了一个新的估计，因为过去印度在算自己的增长率的时候，是从投入增长多少，来推算他的经济增长率。但其他国家是用产出的增长，因为劳动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的提高，不能用投入来计算，用现在通用的产出增长来计算，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在2014年时印度的增长率就达到7.5%，比我们中国2014年的增幅高了。

我觉得这种趋势也许不是一两年，我想这种趋势可能会是相当长期的，而且不是0.1个百分点，或者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差距，可能是一两个百分点的差距。原因是什么？

我们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任何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通常会保持二三十年高速的增长，日本、亚洲四小龙是这样子，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也是这个道理。大家也知道，我们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出口产业，因为工资上涨逐渐失掉比较优势，而其他工资水平更低的地方如果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可能也会实现像我们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

印度有相当可能会抓住这个机遇，两个原因，因为印度现在的人均gdp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工资水平比我们低。

第二个是新上台的印度政府，印度总理莫迪干在吉吉拉特邦干了12年的首席部长，他推行的就是东亚的招商引资、出口导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取得的成绩也是跟东亚一样引入注目。他当年所在的邦人口只有印度的5%，但是出口占印度的25%。他现在当总理了，当然也在推广这个经验，提出”印度制造“的口号，积极招商引资，积极以出口为导向，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我觉得去年印度经济增速超过我们，实际上是一叶落而知秋，如果他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可能未来十年二十年会有8%到9%的增长。

而我们已经进入到新常态，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我们比较优势在慢慢减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从9.8%降到7%左右的增长，不努力的话就降到6%或更低了。

产业转移中国要积极作为

各位想想看，我们在过去30多年维持了全世界最高的增长速度，而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大国，但国际上对我国的体制机制有很多信心不足的问题。如果这么对比的话，人家在红火发展，我们的增长乏力，国际上唱空中国做空中国的声音会更多。那怎么来应对这个可能的挑战？我想有两种办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快速进入到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印度还是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的增速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速度更慢是惯例，所以，我们到了高收入发展阶段，经济增速低于印度，这不是我们的体制和道路问题。

那怎样才能更快地进入高收入国家？如果说我们从2015年到2020年能够维持7%，7.1%、7.2%的增长，加上人民币升值，我相信到2020年人均gdp就可以达到12615美元，那就是高收入国家，印度就不是我们对比的对象了，我们就可以跟其他高收入国家对比了。这是第一。

第二个是要积极有为地帮助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另外一个可以承接的地方，就是非洲，因为我们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必然要转移。如果我们不积极帮助国内失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工资水平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死在国内了。国际上对劳动力密集产业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如果我们不作为，印度很可能抓住这个机会，填补我国腾出的空间。因为实际上它已经在寻找这样的机会。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帮助中国企业抱团出海，转移到可以承接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不作为，印度很可能抓住，因为它已经在寻找这个机会了。我们要积极作为，帮助中国企业到另外一个地方实现产业转移，比如说到非洲，非洲有十亿人口，工资水平现在跟印度一样，人均gdp平均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

非洲如果承接了，他们也会出现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这有什么好处呢？非洲国家在西方主流的理论之下，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还不能摆脱贫困。如果说我们的产业转移，跟我们的招商引资、改善基础设施的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起来，那就代表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反而能够增加我们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非常有必要在2015年的时候保持7%左右的增长，而且最好是右，而不是左，不仅是在2015年，应该在2016年到2020年，这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保持在7.0%左右，而且在工作当中力争超过7%。这是我认为必要的。

三个认识误区：雾霾 投资 政府搞基建

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从我前面讲的理由来看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而且是必要的。但真正要落实起来，我觉得我们要解决几个思路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思路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

雾霾是经济增长快引起的？

比如说雾霾的问题，确实，雾霾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好像在社会上有不少人，看到雾霾很严重，就认为雾霾是因为发展快造成的。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大家都希望有比较好的环境，认为经济增长慢一点，提高增长质量，那是好的。但是不是这样呢？雾霾确实需要解决，但雾霾是不是经济增长快造成的？

我还是拿印度来对比，印度1979年的时候人均gdp是227美元，我们的人均gdp是182美元，印度比我们高出15%。但现在来看印度的人均gdp，2014年印度是1626美元，我们是7572美元，它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就代表过去印度在这这36年，每年的增长速度比我国低将近4个百分点。

但我们现在关心的雾霾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2012年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还严重，所以这样一对比，马上就发现并不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四个百分点，我们的雾霾就会好。

仔细分析一下，雾霾确实严重，我也不喜欢，但雾霾是怎么造成的？我想有三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跟发展阶段有关。因为中国和印度都处在中等发展中国家，都处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制造业的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那么这时候的环境相对于农业社会，或者是相对于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制造业社会，环境问题要更严重。中国是这样，老工业化国家，英国、德国、美国，和新工业化国家日本和韩国，在制造业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差，这是共同的问题，除非你不经过制造业阶段。

第二个原因，我们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的，这跟以天然气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社会来比，污染更大。

第三个原因，跟环境执法有关。加强执法环境会改善一些，但能源结构从以煤炭为主，变成以清洁能源为主，需要一个相当缓慢而且代价很高的发展过程。那是不是把经济放缓雾霾就好一点呢？如果像apec会议期间那样把工厂关掉，一段时间可以，但如果一直关掉的话，我们就回到八十年代的水平了，那大家也不接受。

所以实际上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那就会使我们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这样做实际上环境污染、人民受害的时间就越长。高速发展三十年，让我们知道了雾霾的问题。如果你到欧洲去，他们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也就是3%的增长，他们环境恶化都持续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的问题，这是一个初衷非常好、但不针对问题本质的方法，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对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更长，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产能过剩是投资造成的？

第二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产业产能过剩，有一种观点认为，产生过剩都是投资造成，所以认为应该降低投资，转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我们现在过剩的产能是什么？我们现在过剩产能是在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上面，这些都是建材，都是不能直接消费掉的。如果说我们投资降低了，对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所以并不是说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就能解决产能过剩，这个说法不正确，没有分析我们产能过剩的地方在哪儿。

比如你说，现在的钢材水泥很多了，再去投资这些产业，可能让产能过剩更严重，这我同意。但如果你去投资我前面讲的那些产业，产业升级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环境改善的部分、城市化的部分，那些方面并没有产能过剩，投资怎么会导致过剩产能呢？反而是在补我们的短板，所以观念上面要纠正。

实际上我并不是说改善投资不需要，主张“投资”当然是指有效的投资，能够提高我们生产力水平的，能够让我们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如果能够有效投资的话，就业和收入就能够增长。这种情况下，投资会拉动消费，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

经济下行，政府该不该做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是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不该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不该降息，不该降准，这些措施可能会增加信贷的风险，或者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很多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比如说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我很尊敬他们，他们做宏观分析，发现2008年到2012年，我们的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那段时间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的回报率低，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企业的投资，政府不应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你要问问，为什么2008年和2009年政府积极用财政政策？如果企业有投资积极性，政府就不会去投资，因为企业不愿意做，政府才做，这是第一点。

第二，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它的投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是比较长的。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比较短，所以在投资的时候是没回报的。然而做回归分析都是把它加在一起。另外，基础设施投资，很多主要是有外部性的，你把路修好了，对民营经济有很多外部性。汽车轮胎的损耗少了，成本低了；排队和交通拥挤少了，就节省交通时间和成本了。但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些回报的，所以，计算的回报率就比民营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低。

第三，即使你把这些都算进去，到最后你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那这些基础设施你要不要做？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企业来做基础设施，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项目之外，大部分基础设施长期回报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前几年，国际上一个盛行的观点是基础设施如果有回报，让企业来做就好，政府不要做。导致的结果，到2000年左右，他们发现过去30年里，只有一项基础设施，民营经济非常积极，就是移动通信。除了移动通信以外的基础设施，谈了30年基本没人做。

所以你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看，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经济发展就不好。所以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建设有责任，即使是投资回报可能低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必须政府来做，你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好，因为这时候民间投资不足；还是现在经济已经非常热了，政府再去做。如果在经济很正常、很热的时候，政府再去做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火上加油，经济过热。所以当经济下滑，各种建材的成本比较低，民营投资不足的时候，政府来做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活动是最好的。

我2009年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当时呼应的人非常少，我很高兴看到去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里，提出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是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我很高兴现在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对此形成一个共识。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以上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把我们的有利条件用起来，我相信在2015年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是合理和必要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0%之右，而不是在7.0%之左。谢谢！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