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智库》专访卢锋：世界需要中国引领的“全球化”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导读：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个事件将成为2016年留给世人最为重要的记忆，也将深刻影响世界。欧美是否将开启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化”是否已经走到尽头？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中国在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中将具备哪些新优势？近期的海外投资热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一带一路”面对的机遇与挑战是什么？面对诸多问题，封面智库近期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以下为采访实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

封面智库：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目前看来，我们已经在哪些“新优势”的培育上取得了进展，哪些还存在不足？

卢锋：优势是比较而言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在创建经济特区、沿海地区开放以至于进入wto时期，我国经济开放大体处与主要是接受国际规则阶段。通过开放接受国际规则，与国内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发生互动，不断培育与提升我国企业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经济开放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客观上来讲，中国的经济追赶速度以及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以世人始料未及的速度提升。自此，我们迎来了重新评估形势的机会，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竞争优势的引领。同时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对外部影响程度显著提升，特别是对全球经济与国际市场某些增量指标影响甚至在一定阶段具有了举足轻重地位。于是可以观察到一些现象：表面上看到一些困难和变化是外部因素引入的，然而进一步分析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经济形势变动对外部世界影响的间接结果。因而讨论经济问题，越来越需要开放宏观经济分析视角，越来越需要内外互动的分析视角。

对竞争优势发展和提升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观察。

首先，与过去相比，最明显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和工程建造规模有了大幅提升。虽然这不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才开始的，然而这个过程在过去几年显然在进一步扩大了。这不是偶然现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阶段性优势，与全球其他很多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本身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在此基础上，高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投行，是对这方面优势的进一步整合和发挥。同时，这也与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海外承包建设能力、储蓄规模的增加、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全球布局和资产配置以及中国在海外从债权投资转变为股权投资等一系列改变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海外投资和工程建造这个角度上，能够突出的显示中国的竞争能力与合作能力。这种竞合关系作为一种新优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和进一步的发展。

其次，从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角度，也能体现出这种优势。过去我们主要讲接受国际规则，虽然在现有国际规则下，中国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开放的领域，但对国际规则的接受可能已经到了一个边界。进入新世纪全球经济发展形势显示，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跟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需求常常并不相符，发达国家也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全球治理结构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改进完善。从历史角度看，战后国际治理结构应该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创建的，随着现实经济格局变化客观需要新兴国家要加强参与甚至在有些领域引领国际治理结构改革完善。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在这方面上做的很突出。“一带一路”就带有引领国际治理结构的意义。他客观上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的经济发展凯发官网入口首页的解决方案的探讨。建立亚投行、金砖银行这样一些新的制度建设举动表明我们们可以在全球治理制度建设上起到补短板的作用。还有，中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也在提高，突出表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化推进加速。今年中国成功举办g20杭州峰会，也说明在现有的战后以美欧主导的全球治理的架构和体系中，随着中国重要性及能力的提升，中国可以在凝聚共识，规划未来等方向上起到广泛引领作用，这也可以理解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讲到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竞合关系上的新优势。

封面智库：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前十个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约162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额1459.6亿美元，同比增长53.3%；10月当月对外直接投资117.4亿美元，同比增长48.4%。有观点认为，海外并购融资成本低和人民币贬值预期是促成中企海外“爆买”的两大推手，在您看来，中企海外并购爆发式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卢锋：这个问题要从两个角度看，一个从基本面的角度看，这种增长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二，确实在人民币短期存在贬值压力的背景下，短期汇率贬值预期有可能影响对外投资。总体上看，我认为后一个因素是相对次要的。

首先，总体来讲，基本面的影响还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基本面。

第一，中国的产能往外走，实际上是从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这几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中国有好多其他国家需要的，在某些领域具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产能，走出去同时也同步在国内快速发展，这是符合经济逻辑的。也有一些随着要素价格的提高，在中国可持续性和市场合理性慢慢减弱的产能，其对于一些低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依然是非常需要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行业。所谓落后产能、过剩产能都是相对而言，要用此一时彼一时的视角具体分析。比如说当年我们吸纳周边地区（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的所谓“落后产能”，满足了我国当时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有助于我国当时大量富余劳动力和其他不可贸易品要素得到有效利用，这些在技术上或许可以看作“落后产能”对于特定经济环境需要而言则可能是合理与先进产能。现在我们与周边某些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关系，类似于当年我们与周边经济体关系。所以这些产能走出去，是中国产业结构提升，进一步完善升级，以及与外部世界客观需要相结合的产物。

第二，从开放宏观经济的角度看，现在中国的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将是一段时间内的客观现象。传统意义上，经济景气增长背景下，储蓄应该是大于国内投资的，但目前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中国的储蓄仍然大于国内投资，这个现象在过去的历史上，经济学文献中，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常见。中国出现了这一状况，并且是稳定的出现，我们就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前提来看待。过去我们没有认清这个事实，按照惯性往前走，积累了巨大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海外投资与布局的基本规律就是流动性、安全性与收益性，收益性一般放在最后考虑，主要是进行债权投资，投资对象通常是主要货币国主权债券或其他高等级债权。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积累到三万多亿美元超常规模，这类投资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段时期那样持续扩大，并发达国家也已经很难再吸纳我们的债权投资。特别是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之后，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我们也需要反思和改变思路。所以在这个阶段之后，我国每年几千亿美元的储蓄如何配置？加强海外资产的配置与投资，就成为了重要的选项。

总之，不论从中国经济产业升级的客观需要和外部需求这样的基本面，还是从中国开放宏观经济与资产全球配置的必然性来看，还是从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多个角度观察，这种增长应该是合理的。但今年十月份增长的幅度比较大，这里面也可能存在对于人民币贬值的担忧，有关部门适当增加一些有关真实用途方面管制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总体看，绝大部分的海外投资的增长还是可以从基本面的角度加以解释的。

封面智库：有观点认为，随着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有保护主义背景的重大事件不断出现，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对于我们的“一带一路”，这种不确定性将带来哪些可能的风险？我们应当通过哪些手段加以应

卢锋：这个事情应该分两个方面来看。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应该是今年国际范围内最重要的两个事件。这个事情也许会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但他将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如何概括，目前学界还在探讨。

在我看来，上述变化可以理解为战后美欧主导的特定历史形态的全球化正面临巨大的挑战。也有人认为全球化将会在此终结，我倒不这么看。传统的全球化，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正在面临历史的质疑。当然，这种质疑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的确出乎意料。

过去以美欧主导的全球化，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诸多弊端和局限性，这套方式看来将要走到尽头。有的时候，你看起来是不好的事情，但反过来看，你也可以说相关国家正在力图对一种新的环境及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做出主动反应。英国脱欧主要带来的还不是贸易保护主义，其脱欧主要是因为其面临的“四民”压力，即“难民 移民”，“民粹 民族”，这是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的巨大问题。但特朗普上台后，要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说朝“内顾式”（inward-looking）方向转变，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确定的。具体如何实施我们尚不清楚，这其中会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倾向。但是他到底能不能够做到，或者做到的过程将有多困难，现在还不敢说。所以，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贸易保护主义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

上述变化意义重大，对中国和平发展将提出新考验。不过就其与“一带一路”关系这个比较狭义问题而言，其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甚至在有些方面反倒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因为，原有概念上的全球化难以为继，新的全球化很可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会起到更大作用的全球化。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目前正在做的，是有别于传统欧美全球化的搞法。具体一点讲，比如说投资，美国人每年为非洲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主要用于民生领域和扶贫领域。中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也对非洲也提供了相当数量援助，然而中国与非洲关系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市场规则的各类投资活动，这些投资活动与“一带一路”基本思路相一致，对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补短板”作用。对比观点和，欧美国家已经没有什么产业能够投到非洲这样的欠发达地区。真正非洲穷国能接得住的产业，对其来讲有用的产业，能帮他解决发展瓶颈的产业，恰恰是中国这种所谓“落后产业”。还有，非洲的发展需求，导致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大，可是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过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他们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在过去几十年发展滞后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显著退化。但对中国而言，一方面，我们还处在基础设施大面积建设的阶段；另一方面，中国人也确实非常勤奋、努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问题，要让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实现普遍受益与包容性的发展，需要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中国引领的“全球化”就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美国与欧洲目前的变化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离谱，也可能会经过震动和冲击回归相对稳定，对此我们还要观察。但是，这个变化本身，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可能不完全是负面的。如果美国真要搞孤立主义，他在很多方面就会收缩，他往后退，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与发展中国际合作发展反而会少受一些限制。如果十年二十年后，中国倡导推动的合作方法被广泛接受，并且在帮助经济后进国家发展方面效果较好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那时少数国家试图掣肘就更不容易了。当然，我国推进“一带一路”，也不排除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合作，更好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的困难。

封面智库：中国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合作正持续升温，有观点认为，推动与拉美地区在内的经济合作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部分，您是否认同？

卢锋：中国是一个大国，这决定了中国与外部国家的合作关系是全球性、系统性、全覆盖的。所以这种全球合作必然包括拉美国家。尽管“一带一路”不一定包括拉美，但是跟“一带一路”相通的国际合作，拉美国家是应该被包括进去的。目前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不仅重视与亚洲国家、非洲国家的关系，同时也非常重视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与拉美国家的合作，应该被看做中国整体对外合作的重要部分。拉美国家情况各异，规模大小不同。一些国家经济收入相对低，一些国家收入已经相对比较高，也有一些资源型的国家，中国与他们合作可以有不同的侧重。这种合作都可能产生一个双赢的结果。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的外交及中美关系的角度来观察。美国在中国周边搞“亚太再平衡”，中国与拉美国家也可以有一些合作。但我们与拉美国家的合作，主要还是经济层面及发展层面的合作。总之，中国在拉美的合作，是我国影响力增加及全球布局的必然趋势，这可能会超出单纯经济上的意义。

封面智库：有学界人士指出，当前舆论界对于“一带一路”概念的不清晰甚至误读，对“一带一路”的宣传引导和国际推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您认为，当前“一带一路”的概念是否需要再清晰？

卢锋：我们的确需要把“一带一路”的概念讲清楚，去年三部委出台的关于“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规划，已经比较清晰地阐明了相关基本概念。我觉得，从官方和媒体的角度注意概念表述是必要的，避免在国际上过多提“战略”这种说法，措辞应该和缓，不要过于尖锐，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对于研究人员来看，或许也不一定要规定完全统一。就其内涵而言，“一带一路”确实是国际合作倡议和规划，同时也很难说没有一点国家战略的因素。如果一个大国推动某种经济合作战略，既有助于自身经济发展，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经济发展，又有什么不好呢？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观察中国经济国际影响力的文章，标题是“大象无法藏在树后”：如果你的体量已是一只大象，你让别人看不到你也难。

封面智库：由创新驱动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近期，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以制造业转型升级为出发点的“创新中心”、“创新基地”，也有很多地方政府提出，政府要“超前引领”制造业的创新转型。但也有担忧认为，大规模的产业规划容易造成新的产能过剩。您认为，地方政府在制造业结构性改革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卢锋：制造业的结构性改革是新说法，对其具体和准确含义我不很清楚。制造业创新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在推动制造业创新过程中，政府会起到相应的作用，比如说搞机器人之类项目，政府会倡导一下，甚至也有一点补贴，但我认为应该慎重。要更多地依靠市场的力量。因为中国经济走到目前阶段，到底哪一个行业，哪一个领域最有希望，到最后还是要接受市场检验。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产业政策引导，而是说重心和基本机制还是要依靠市场，也就是要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的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应该发挥辅助性的作用。

同时，政府介入太多，也不符合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我们现在的市场条件与过去已经不一样了。如今，好的想法与理念，在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融资手段。在这个背景下，政府还是应该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政策上尽量简政放权。政府直接挑选赢家，直接对一些制造业进行投资，这要非常小心。

原文刊于《封面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