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rc中国经济观察（ceo）” 第35次季度报告会快报通稿 -凯发官网入口首页

“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5次季度报告会于2013年10月20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发院万众楼二楼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主持。卢锋教授根据4季度“朗润预测”汇总结果，用“增速‘七上八下’，通胀‘破二进三’，政策求稳谋变，‘保底’几无悬念”四句话概括25家特约机构对今年4季度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看法。

 本次报告会上半场主要讨论新形势下我国对外投资推动对外贸易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做了精彩演说。报告会下半场讨论近期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教授、社科院世经政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张斌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先后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下面摘要报告主讲人演讲内容，后续提供报告全文。

 周其仁：生产能力与市场能力——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问题

周其仁教授的演讲主题是中国生产能力与市场能力的平衡问题。他首先分析了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增速已从2007年二季度的15%降到今年二季度7.5%，三季度增速略微回高到7.8%。虽然短期 “企稳向好”，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几乎减半。其中结构调整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好处，然而经济增速下行也使企业承担巨大压力。

三方面因素把中国经济增速拉下来。第一是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的全球普遍增速下滑和我国外需乏力，第二是新世纪以来国内为调控经济过热不断增加的行政管制，第三是真实利率发生变化使企业面临困难。

经济增速趋缓使企业和地方政府面临“水落石出”的局面。压在他们头上的“石头”有三块：第一块是随收入增长不断上升的成本，第二块是债务压力，第三块就是“产能过剩”。高速增长下行后，原来支持高速增长的生产能力现在变成大问题。然而真正清理过剩产能并不容易：将工厂关掉，一些工人就没有工作；数量过多对经济、社会都会造成很大影响。如何看待过剩产能，实质是如何看待生产能力和市场能力的问题。

与中国经济体量相比，中国制造业产能巨大，远超中国自身市场吸纳能力。世行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附加值占全球17.7%，美国占17.1%；联合国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占全球20.7%，美国占16.8%。两组数据都说明中国制造业附加值份额已是第一大。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产能份额还要更大，比如制鞋业产能占62%。中国制造业产能附加值占全球20%，出口占全球11.1%，国内gdp占全球11.5%。从这三个数字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产能巨大，“卖的能力”和国内“消化能力”严重不匹配。

目前外需乏力，但也很难指望内需完全替代降低的外需。原因有四点。首先，中国很多产能一开始就不是为内需而生，尤其是多年来扭曲的汇率机制导致国内外相对价格信号出现很大误差，使国内生产者产生错误价格预期，布下过多产能，这些产能很难仅靠内需消化。其次，不少地方、企业面临“三块石头”的挤压，成本压力、债务压力和产能压力需要时间来消化，不可能迅速恢复高速增长。第三，寄予较大希望的城市化不会马上刺激内需。城镇化首先是体制机制问题，不把这些调整好，到处建新城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最后，改革释放红利需要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越留在后面的，改革难度越大，要改出效果需要时间。因此，尽管中国内需已经保持高速增长，然而要寄希望于内需达到全球20%，与制造业生产能力相匹配，非常困难。在这种局面下看短期经济问题，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继续开放非常重要，尤其要增强对外开放的针对性。

中国过去的开放模式目前遇到挑战。从建立特区到现在，中国的开放基本上是针对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产品。发达国家有如下特点：第一，购买力现成。第二，商业通道现成，只要我们有能力生产出产品，香港的订单物流配送渠道、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可以保证产品很快销售出去。最后尤其重要的是，发达国家有相当成熟的信用体系，这也是这些年中国出口非常顺利的主要原因。尽管中国建立了大量工厂，但很多市场能力却一直借助于发达经济体，这也是为什么香港、新加坡以及很多发达国家城市借助中国发展机遇一直繁荣的原因，也是我国工业化领先、城市化落后的原因。然而以2007年的危机为拐点，发达经济体成熟的购买力、成熟的设施、成熟的体系遇到了全球化以来的一次大冲击。尽管这套体系还很成熟，但是吸收新增流量的能力下降了。

为什么中国继续开放还有潜力？首先，进口还有很大的潜力。随着汇率扭曲局面的改观，人民币较快升值，中国的旅游、境外活动、对外投资迅速升温。我们在降低关税、扩大进口等方面有很大潜力。另一个潜力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就是以中国企业面向新兴市场扩张带动国内生产能力面临新机遇。

2007年发达国家遇到重大挫折后，全球经济体量份额发生很大的变化。新兴市场经济总量占比从15.4%上升到29.7%，g7国家从65.4%收缩到47.3%。中国的产能原来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如果发达市场能慢慢恢复，中国企业应对起来自然是熟门熟路。然而发达国家可能陷入低速增长“新常态”，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份额正在快速增大，如果我们抓住新兴市场会有大机会。中国有生产能力，然而相应市场能力是薄弱环节。我们对新兴市场国家了解少、销售能力差。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还有一个很大区别是没有现成购买力，但是有潜在购买力；没有现成成熟的商业基础设施以及很好的信用与服务体系，但是有改善的机会。这些都是中国的机会。

周其仁教授指出，在全球化方面中国企业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华为、联想、海尔都开始成为诞生于中国的全球公司。在东盟、中亚、东欧和非洲等地，可看到一批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当中，不仅仅购买资源，而且介入当地的投资和建设，出现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的新苗头。比如新疆特变电工到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投资。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虽然发展潜力很好，但缺乏基础设施。特变电工去承包大型工程，铺设电网、建立电站，与早年占地、买矿不同，很受当地欢迎。新疆另一家企业三宝实业，帮助中亚国家建立工业园，就像当年新加坡帮助中国建立工业园一样。还有中亚食品研究中心，国内生产成本提高之后，将生产基地搬到中亚，把当地人送到中国来培训，培训完后再回到当地开拓市场，创立品牌。新疆有一批这样公司。中亚国家固然基础设施落后，但中国可以建设基础设施，借钱给这些国家买中国的产品。对中国来说，“走出去”不仅是买资源卖产品，而且可以是“做好事”。这个过程又可以带动国内产能，形成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新局面。

微观上看，不少企业已经有面向新兴市场的动向，但仍需要两方面政策支持，一是简化审批，二是金融支持。金融支持要与产业结合，要为中国产能开拓海外市场提供金融支持。这方面可以学习发达国家投资经验，比如当年谷牧副总理访欧时，德国总理就提出可以向中国提供设备贷款。也可以支持中国在外的bot项目。如果政策对这两方面进行支持，中国开放也将出现“升级版”，并以此支持经济转型和升级。

周其仁教授指出，未来人才趋势也是要往新兴市场走。他指出，目前经常听到三种信息：一是大学生就业难、年轻人购房和生活成本压力巨大，二是出国旅游的国人不断带回国外的商品和物业比国内便宜、相对价格条件在发生变化的信息，三是中国企业在新兴市场经常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周其仁教授认为，这三方面加不到一起的信息，提示年轻人与其在国内“受煎熬”，不如找机会出去闯一闯。周其仁教授特别为听众介绍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年轻时离开伦敦和维也纳去埃及谋生的故事。目前国内大城市生活成本巨大，4000元人民币在北京上海生活艰辛，但在一些暂时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首都可能生活得挺好，并可能有更好机会来历练提高自身的能力。有胆识的年轻人应该勇于走出去，并在当地扎根实干。

周其仁教授最后总结几点。第一，中国经济增速高位下行不可避免，因为过去依靠发达国家繁荣拉动外需的局面发生变化。第二，形势变化带来两方面困局，一是“水落石出”后企业和地方政府要应对成本、债务、产能是三块“石头”，二是从整体结构看生产能力与市场能力不匹配问题突出。第三，应对这个困局的一个可能方向，是面向新兴市场进行对外投资，为中国产能开拓市场。中国不能完全靠内源式发展，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离不开有针对性的扩大开放。这个过程需要的策略调整，除了简化审批和金融支持，还要在相关人才培养方面跟进。 

 张曙光：宏观形势、对外开放和环境保护等三方面问题

张曙光教授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的对外开放；第三个问题是环境保护。

张教授首先根据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日前统计局公布了三季度经济运行结果，一季度gdp增长率为7.7%，二季度为7.5%，三季度则为7.8%，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张教授认为三季度的超预期增长主要是因为政府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张教授并不赞成政府过度刺激经济。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趋势，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年高速增长，现在确实有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转变的需要，因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中国过去依靠低成本扩张的时代结束了，很多经济发展条件都发生了变化，总体经济增速走低是合理的，依靠刺激政策强行让经济反弹未必有利。中国的土地成本、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都在上升，人口也已经进入老龄化时代，而且还要考虑到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因此经济增速趋缓是大势。中国现在仍然是靠投资拉动gdp，但目前又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只会加剧产能过剩的情况。消费方面，消费水平的提升需要通过一系列体制调整才能做到，只有收入水平真正提高，消费才能跟上。外需方面，今年总的来看国际经济形势还不错，但是中国净出口状况并不理想，说明依靠过去的办法已经不灵了，需要有新的增长途径。因此，张教授认为，判断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要认清中国这些状况，适应中国经济总体走势，改善增长质量，保持中低速的有效率、有质量的增长。

张教授指出，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经济7%的增长已经是理想的结果。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只有2%，欧洲基本上零增长，日本也是2%左右，印度增长下滑，巴西也有困难。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相对不错，可以不依靠刺激政策。中国这些年消耗的资源很多，如水泥消耗占世界的53%、钢铁49%、铜39%，而生产的gdp占世界比重却只有9%。生产效率低，光靠刺激投资是不行的，不如把速度稍微降一点，把力量转移到调整上。这不是说投资不需要增加，有些投资是需要的，但有些投资是不需要的。中国只要稳扎稳打，加强调整，经济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不做好调整，未来的经济风险是相当大的。

接着，张教授讨论了有关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些问题。在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中，对外开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加入wto，使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促进了后来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现在的一个新政策是上海自贸区的实行，这件事情总得来说是好事情。但其中一个问题是，中国实行自贸区的意图是什么？因为一个很大的背景是美国主导的tpp，上海自贸区和它将来是什么关系？美国自贸区的规则是超过了wto规则的，那么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规则该如何调整？后续规则准备不准备实施？如果准备实施，可以和tpp接轨，如果不准备实施，上海自贸区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张教授指出，中国进出口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增长率不可能再像过去那么高了。在走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开始时鼓励出口是对的，中国也是在外源工业化的道路上成功了，但是长期实施这个政策有困难。那么就得改变和调整，走出去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李克强总理到泰国提出修中国西南到泰国、甚至通过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高铁，这是可行的，因为，中国在技术上、产业上都有丰富的积累，因此向外来做可能对这个产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就需要改变政策和形象，让国外相信中国，才出得去、做得好。不仅高铁，中国很多产业都成长起来了，有技术和能力上的储备，在走出去的融资问题上中国也有实力，当然很多限制和政策是需要调整的。而且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不单是国有企业要走出去，民营企业作为重要主体也要走出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和政府都需要努力，但是政府要起的作用不是取代企业去主导，而是创造一系列的条件来保护和支持企业走出去。中国现在走出去，国内保持5~10%的增长，再加上国外的增长，可以实现有力的发展。

张教授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环境保护优于经济增长的问题。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很快，但是付出的环境代价也很大。现在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都相当严重，食品安全也成为大问题。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提高生活质量，而现在发展的结果把环境完全破坏了，这样的发展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张教授认为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并提倡发展新型能源。他以光伏产业为例说明了应该如何促进新型能源发展。中国光伏产业依靠国际市场发展壮大起来，但是遇到国外反倾销就立即出了问题。其实国内也有很大的市场，现在政府是依靠建几个大的光伏电站来解决问题很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依靠广大农村安装光伏太阳能，如果让所有的房顶和墙壁上装上光伏太阳能，国内就会是很大的市场。因此，光靠政府还不够，得让老百姓都能进入。个体和企业愿意装，初期投资比较大，政府需要给予一定的补贴，政府如果解决了补贴政策、上网政策等问题，光伏产业就没有问题。同理，中国可以发展一系列的节能产业、节能设备和节能产品，市场都是很大的。能源结构改善了，污染问题也就解决了。

最后，张教授指出，环境保护的问题还需要政策上的调整。现在很多环保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对地方有一些考核，比如说对二氧化硫或者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考核。但这个政策导致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考核的领域能达标，污染在下降，但没有考核的领域污染照样在增长，甚至出现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联合。所以，这个问题单靠中央政府监管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让老百姓和社会参与。这些问题和宏观经济也是相关的，如果投资都能投到好的产业，经济增长也是有质量的增长，我们的生活也能得到改善。

 张斌：经济趋势下行的逻辑

中国gdp增长率从2007年之后趋势性下行，虽然中间经历了一轮刺激，但是之后趋势并没有改变。目前的增长率是否已到底，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经过对增长做简单的分解，发现促使增长率趋势性下行的最主要原因是净出口对gdp贡献下降。因为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净出口平均每年贡献1.2％，而危机之后，每年平均贡献-0.93％，二者之间的落差有2%。

中国经济除了增速下行，经济结构在危机前后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危机之前中国工业品在最终使用品中比重不断上升，而危机之后则下降；危机之前服务业比重一直下降，危机之后则不再下降。其次，中间投入品结构中工业品比重也是在危机前不断提高，危机之后下降。最后，产业增加值中工业品的比重，除了2004－2005年间有一个大滑坡外，危机之前不断增加而危机之后则下降。

在此简单总结如下：首先，危机之后外部需求下降，从而对工业品需求下降；与此同时，政府四万亿投资使市场对建筑等服务需求增加。其次，在最终使用层面上，工业品与gdp之比由升反降。再次，在中间投入品结构层面上，工业品在全部中间投入品中占比由升转降。最后到增加值结构，工业增加值与gdp之比下降。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近几年面临两大冲击，一是外部需求减少冲击；一是刺激政策变化冲击，二者共同作用使中国经济发生一系列结构性变化。

经过这些分析后，问题变为：为什么净出口下降带来中国经济增速的趋势下行？可以看到的现象是，工业品部门占比在经济活动中发生趋势性变化，危机之前上升，危机之后由于结构发生调整，工业部门占比从各个角度都在下降，而这种下降伴随着经济增长率趋势下行。

一个经济体增长取决于三个变量：第一是要素禀赋，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禀赋问题是经济增长理论最关键的问题。第二是要素参与率，它是经济周期理论最核心的问题。第三是要素生产率，它也是经济增长理论主要问题之一。这里主要讨论要素参与率和要素生产率的问题。

要素参与率取决于市场完善程度。在一个完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不存在要素参与率的问题，因为所有要素都会被完全利用。但是现实中不存在完美的市场，市场总有失灵或失效的地方。如果市场不完美，市场机制的一些缺陷将造成某些经济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由于垄断市场定价比边际成本高很多。市场价格对应的产出比完全竞争市场低。市场上行政力量或自然垄断力量越严重，产品之间替代性则越差，对应均衡产出水平将越少。所以市场完善程度越差，要素参与率越低，资源越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中国工业部门中80%左右是充分竞争，而服务业部门只有50%左右，如旅游、餐饮等是充分竞争的，另外50%左右如医疗、电讯等有严格准入限制，竞争不充分。比较后可知，工业部门比服务部门市场化程度高，产品替代弹性也较高。因此，当一个经济的工业部门占比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的时候，市场不完善的程度就加大，要素参与率也会下降，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参与率下降有几个代表性的证据，如pmi从业人员数据等。危机之前中国pmi从业人员是趋势性上升，而危机之后则趋势性下降。

要素生产率方面，一般来讲工业部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快于服务业部门，因为工业化产品比服务性产品标准化程度比较高，比较容易模仿学习。另外，工业部门生产还有融资优势，厂商可以利用厂房、设备到银行做抵押获得贷款，它对金融发育程度要求不高。卢卡斯说技术的进步就是生产过程的外溢效应，有生产才有技术进步。融资优势可以帮助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过程，获得新技术。所以正是由于部门之间的差别，造成工业部门要素生产率一般高于服务业部门。

中国目前情况是工业部门比重下降、服务业部门提高与生产率有关。目前，对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存在争议较多。根据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我国要素生产率现状不容乐观。中国经济活动由于外部冲击或者经济刺激政策冲击，重心由工业部门转移到服务业部门，这对要素参与率和要素生产率都有负面影响，从而带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面临经济增长率下降，政府的对策应该怎么考虑？从短期来看，存在两难选择，一方面更多的刺激措施可以提高要素利用率，另一方面政府增加刺激会带来金融杠杆率不断提高、低效率投资、不良资产率提高问题，进而带来金融危机的隐患。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时，各国政府都不希望看到资源、福利遭到损失，特别是在就业方面。所以短期内，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原则，应该选择合适的刺激，选择的标准是：第一是否有效地提高需求水平，特别是增加就业机会；第二是否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第三尽可能减少对其他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

从长期来看，政府应该提高要素利用率。但是由于长期可能带来金融危机的问题，所以依靠改革来完善市场、使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是更好选择。在政府职能改革方面，最后都涉及政府部门利益的调整问题。这个过程中，范围较广、具有普遍意义的改革行不通。从过去几次改革成功经验来看，每一届政府如果能够在一个重点领域里推进一个好的改革就已很成功。目前中国居民的生活与发达国家相比，主要是居住、医疗、教育和环境等服务产品稍嫌不足，工业产品则相差不多。 

 宋国青：从总需求预测的角度看利率

宋国青教授主要阐述了如何从总需求预测角度观察利率。利率是传统的货币需求函数的重要解释变量。我国由于利率管制，存款利率长期不变，宋国青教授将银行存款利率称为“乏味的存款利率”。“乏味”是从预测的角度来说的，因为无法想象利用存款利率这样一个基本不变的变量去预测变动的货币需求。近年情况发生了相当大变化，影子银行或表外银行业务发展非常快，企业和一些个人可以获得比银行存款利率高的利率，但考虑到风险，实际也并不比银行利率高很多。

利率对货币流通速度有显著影响。使用m1和m2的月度数据进行季度调整可发现，它们的比例从长期趋势来看一直在下降，2012年以后加速下降。而m1/m2正好等于m2流通速度和m1流通速度之比，这一比率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有明显负相关关系。可见尽管由于存款利率受到管制，存款利率变动较小，但从长期来看，即使不太变化的利率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也非常大。

在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后，基准贷款利率意义已经不大，寻找一个能够反映市场供求的均衡贷款利率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用票据利率作为贷款利率的一个近似测度，由于贷款对象、贷款条件等普遍存在差异，如果认为票据融资作为贷款利率很好的标尺也不尽然，仅是贷款利率的一个度量。原则上，票据融资利率要低于平均贷款利率，因为票据融资利率是短期利率，且进行票据贴现的企业信用较好。票据融资利率是短期利率，因此波动也要大于贷款利率。在银行资金成本方面用7天回购利率作为银行间融资的成本，另一个资金成本就是存款利率。

贷款利率的一个特点是cpi相关性较好，而与ppi相关性不强，这主要是宏观调控基本上盯住cpi。这种特点导致在ppi相对于cpi上升快的时候，工业企业面临较好的经营条件。2009年下半年到2011年上半年，票据融资利率相对于cpi较低，而ppi上升较快，企业面临较低实际利率，后来情况反转。

票据融资利率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差可作为存贷款利差近似指标来使用。2009年一段时间存贷款利差为负，出现了“利率倒挂”。当时定期存款利率在2%以上，但票据融资利率只有1%左右，银行间利率接近等于超额准备金利率，银行从银行间市场融资的成本很低，但银行却以2%的利率吸收定期存款，以1%左右的利率进行票据融资。2009年之后，存贷款利差开始增大，2011年票据融资利率曾达到9%，存贷款利差也达到了一个高点，之后开始回落。2013年5、6月，存贷款利差很小，票据融资利率很低，企业面临的贷款成本较低，此时cpi也比较低，存款所获得真实利率较高。但是2013年7月份以后，存贷款利差又开始上升，这次上升主要是由于票据融资利率的上升，而存款利率基本没有变化。2009-2011年存贷款利差扩大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与cpi和ppi的相对变化情况有关：ppi在上涨，但是cpi没有上涨。ppi上涨意味着企业产品价格上涨，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企业贷款利率上升，而cpi不涨，政府不会进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存款利率相对被压低，而贷款利率已经市场化了。

银行间利率可以看成银行的短期资金成本，而贷款利率是收益，两者之差是存贷款利差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这个差大概为1.5个百分点，4月份银行间利率与票据融资利率差不多，这也是后来出现钱荒的原因，而2010-2011年这个利差非常高，差距最高的时候超过5个点，最低时候差不多是0。贷款利率和银行间利率差的波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同方式有关。贷款数量控制可以直接导致贷款利率高于银行间利率，这个差超过正常水平的部分可以理解为信贷额度的价值。此外，资本充足率如果构成有效约束，也能提高这个利差。2010-2011年银监会加强资本充足率管控，导致贷款利率与银行间利率差别扩大，效果与直接贷款数量控制差不多。另外一种控制就是提高准备金率，准备金率会通过增加存款成本提高银行间利率，原则上主要影响存款利率和银行间利率之差，但是有些参数可能也会影响到银行间利率和贷款利率之差。

最后看存贷款利差。存贷款利差的可以分解为银行间利率与存款利率之差以及贷款利率与银行间利率之差。给定存款利率，贷款利率上升引起存贷款利差扩大，银行间市场利率可能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存款准备金上调，银行间利率上升则是结果，银行资金成本上升。而如果使用信贷额度或强化资本充足率要求方式调控，银行间利率可能下降，银行资金成本不上升，但限制资金用途，贷款利率与银行间利差上升。

这与限行限购类似，信贷额度控制和资本充足率调整类似于限行，而不准吸收存款则类似于限购，提高准备金率相对于加税。不同调控方式的区别主要在于利差的归属。用贷款额度或资本充足率的调控方法，存贷款利差基本上归银行，同时贷款额度分配中也隐含了很大利益。用一般的提高准备金率方式调控，相当于对贷款加税，这个税归央行，实际上用在补贴外汇储备损失或低收益上。

但是应该明确的是，是存贷款利差决定了另外两个利差，而不是相反。存贷款利差在这两个利差之间的分配由不同的宏观调控工具决定。近期银行间利率上升是表面现象，根本情况是三季度经济有所恢复，恢复以后贷款利率上升，导致利差扩大。财政盘活存量和地方融资平台带动下，7、8月份投资增长拉动经济上行，而央行6月份以来继续保持调控，反应到银行间市场利率上，导致利率上行。